北汉历史 宋朝和契丹争夺北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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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周期

10世纪中叶，辽朝与中原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段强权政治的阶段之后，接着出现持续对抗的局面。947年契丹人撤出开封之后，不再有大规模经略中原的行动。冲突并没有螺旋上升为长期全面战争。相反，它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对北汉施以军事援助，就成为辽朝的一个现实政治路线的产物。

北汉的特殊背景本来不容易与辽建立良好关系。统治河东的刘知远本来是将契丹驱逐出中原的一个主要人物，可是他建立的后汉政权寿命只有三年。知远死后，大将郭威发动兵变，建立后周，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河东维持了后汉的余脉，史称北汉。由于河东领土和军力有限，因此刘崇师法了石敬瑭的故智，向辽求援。

辽朝也许考虑到牵制后周的战略利益，抹去和刘氏的旧嫌而加以援助。然而这种援助也许只是基于阻延中原统一的考虑，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说契丹人愿意像扶植后晋那样，支持北汉入主开封。

954年郭威死去，其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刘崇闻讯向契丹借兵万余骑，合北汉兵三万，自团柏谷挺进潞、泽，周世宗也亲自统领禁旅迎战。刘崇越过潞州不攻，直趋泽州，而“兼行速进”的周军也自泽州北进，两军相遇于高平的巴公原，北汉兵大败。后周军乘势包围太原，并取得石、沁、忻、代等州。

周世宗像

契丹以三千骑反击，周世宗命令符彦卿领兵拒战。两军在忻口交锋，周军蒙受很大伤亡，大将史彦超战死，周世宗唯有下令解围撤退。然而北汉经此一役，已丧失重大的军力，以后只能采取守势，辽朝虽支持北汉，也只是让它作为牵制中原的一枚棋子。

战争的主动权落入了后周方面。959年，周世宗打算着手恢复失地。他以赵匡胤为先锋，北取瀛、莫二州，瓦桥、益津、淤口三关，还准备进攻幽州，但因为世宗的突然病亡，军事行动中止。当时辽臣刘景指出“河北三关已陷于敌，今复侵燕，安可坐视！”可是据《新五代史》记载，辽穆宗认为“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自此所谓关南地区又成为后周的领土。辽失关南，燕云只余十四州，因此一直打算收回。

后来澶渊之盟和关南誓书的交涉中，辽一再提出割让关南的要求，就是这个缘故。因此，宋初面对的北方领土纠纷是很错综复杂的事情— 双方都认为损失了领土。在双重的领土纠纷下，取代后周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战争，显得小心翼翼，他下令诸将严守边界，不得侵轶对方。宋初大战略的制订者宋太祖和赵普都担心和辽朝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赵普曾经顾虑消灭北汉以后，“则边患我独当之”。

其实换另一角度来看，赵普的言论也反映了宋初领导层对宋辽终必发生战争的潜在忧惧。同样，宋太祖也认为攻下北汉以后，河东防线将会备受压力，可能是融会了赵普意见的结果。

有记载说李汉超掠民女为妾，百姓上诉，宋太祖说“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 似乎也反映着宋人面对着契丹随时进行掠夺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宋辽之间最棘手的问题是北汉。

自高平会战之后，北汉对宋室已不构成严重威胁，但它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为了彻底铲除北汉，宋人必须冒与契丹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结果宋初的北疆呈现一种奇特而紧张的状态—在宋辽边界，双方都小心避免爆发全面战争；但在攻打北汉的时候，宋军就多次与契丹的援兵交锋。宋太祖夺取帝位的陈桥兵变，本身就在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阴影下发生。“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当时“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镇州却报称契丹与北汉军都不战而退。以镇州为帅府的成德节度使郭崇“闻上受禅，时或涕泣”，还深恐宋廷派来的监军会罗织他的罪名，可知他不是宋太祖的同党，合谋捏造边报的嫌疑不大。

宋太祖像

960年年初，辽及北汉在战线的其他地段亦确有异动，“北汉诱代北诸部侵掠河西”，在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增援麟州之下引退。辽军则进掠棣州，回师时遭到刺史何继筠追击。因此，辽与北汉曾因周世宗之死而计划合兵，继因宋太祖黄袍加身而退兵，都属有迹可循。强有力军事领袖的登场，使敌人不敢轻犯，在古代世界而言并不是陌生的事情。

第二个周期

968 年北汉发生继承危机，引来宋军大举进攻，开始了冲突的升级与克制的第二个周期。据说宋太祖曾向刘承钧挑战，说二人大可匹马周旋于怀、洛川，决一胜负，见后者不允，乃透过谍者声言，“开尔一路以为生”。

宋太祖是否这样信守承诺，很难凭片面史料来证实；然而968年刘承钧去世，宋太祖便发经略幽燕大军北征，以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为主将，党进为副，曹彬为都监，何继筠为先锋。刘承钧无子，其义子刘继恩及刘继元均为刘崇的外孙，冒姓刘，因此可以想象宋太祖出兵，有乘北汉继承危机从中取利的用意。

新即位的北汉主刘继恩旋即为供奉官侯霸荣所杀，宰相郭无为平定叛乱，立刘继元，继元向契丹求援。与此同时，宋将何继筠击破北汉枢密使马峰的大军于洞过河，直逼太原城下，但不久契丹派出救兵，李继勋等唯有退兵。这一次宋辽并未正式交锋，但契丹军事介入作为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因素，已不容低估。宋太祖很可能了解到单凭李继勋的兵力不足以完成任务，因此他在969年年初大举亲征。自宋太祖即位，平定李筠、李重进后，这是他第一次出征。

在路过相州时，他召见了彰德军节度使韩重赟，制订了围城打援的策略，先解决契丹援兵。此后他在潞州逗留了十多天，直至李继勋完成对太原的包围，他才到城下督战。李继勋在向太原的推进过程中，北汉派出刘继业和冯进珂率部于团柏谷迎战，二将自知众寡不敌，退回太原，李继勋于是围城。宋太祖抵达城下之后，命党进、李继勋、赵赞和曹彬四将分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筑寨逼近城堞，又决汾水灌城。

刘继业率百多名骑兵冲击东寨，党进挺身出战，将他击败。刘继业只好躲藏在城壕中，待城上垂下吊索登城获免。这时辽朝援军已逼近太原城北的石岭关，宋太祖派出惯常打头阵的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并给他精骑数千增援。当时天时暑热，可能影响了辽军的临阵表现。结果何继筠大破辽军，斩首千余级。另一支辽朝的援兵从镇、定路进兵，直扑宋军的侧翼，然而宋军早有准备，当辽军到达定州嘉山，发现宋军旗帜，打算退却时，就受到韩重赟的截击。据李焘的记载，宋太祖早料到辽军会从这一路赴援，他对韩重赟说：“彼意镇、定无备，将由此路入。卿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

这说明宋辽的紧张关系虽有领土纠纷等环节，但冲突的形式却仍具带有因北汉问题而来的地域性。河北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宋辽冲突的主要地带，而镇、定二州也没有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辽军这出乎意外的行动被宋太祖算中而失败，因而制约了冲突进一步向河北蔓延的可能性。

在968至974年，双方发生多次冲突，辽军一再出动数万人以上的兵力，战斗也远较上一阶段激烈。在969至970年间冲突的高峰期，辽军的兵锋开始波及河北，但也没有很大的胜负。辽军两度进击距离边界约100公里的河北重镇定州，据宋方记载，其中一次达六万人的规模。沧州、棣州一带，辽军亦偶有抄掠行动。至于在黄河以南，辽军则几乎绝迹。如果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而言，河东崎岖的地形并不是对辽军的战术特点有利的因素。

相反，辽军应向河北平原镇、定一带发动牵制性进攻，才能将其战术优势发挥到最高水平。然而他们很少这样做，所以辽军的行为不能完全用军事利益来解释，而似乎是受到某种规范的制约。目前固然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断言这一定是一个政治考虑的结果，但从其军事行动的规律而言，辽军在这一带采取较低的军事姿态，与其有限的政治目标足以互相印证。结果在双方边缘将领策动的情况下，宋辽建立了外交关系，边沿局势再次走向比较平稳的局面。这意味着，在双方互动的作用下，其关系发展的可能性是双向的，而冲突螺旋上升并非必然的趋势。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国家人文历史立场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