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近代中国的「 ”3两白银”：整个民族被驯服 扼杀近代中国的「 ”3两白银”：整个民族被驯服 把丑恶当成秩序

杀死近代中国的“三个银币”:整个民族被驯服，视丑为秩序。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乾隆五十八年夏，英国派出的第一个使团不远千里终于来到了中国。在那会儿，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几乎在每一名欧洲人的心目中，彼时的中国仍是「 ”满地金银、人人穿丝绸”的天朝上国。当英国使团满怀虔敬地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亲眼所见的一切却令他们感到战栗。使团中有人如是感慨：在赶往京城的整整三天时间里，无数行人和房屋从身旁掠过，他们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丰衣足食的百姓，没有看到一幢像模像样的房屋。「 ”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相提并论。” 「 ”康乾盛世”对咱们来讲恐怕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虽然随着历史学家研究的深入，有人提出这个所谓的盛世被严重高估，甚至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封建王朝账面上的综合国力步入鼎盛时期，人口达到峰值。然而，在文人们塑造的歌舞升平的浮华表象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其弊端早已严重到了不得不爆发的关键点。简而言之，所谓「 ”乾隆盛世”下的中国有多穷弱？恐怕只能用「 ”触目惊心”来形容了。 封建社会究竟是啥？咱们不妨肤浅一些理解，差不多就是把每个人钉在社会特定的位置上，让他们本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千万别想搞什么么蛾子。古代帝王饱读天下圣贤书，也许没几位认同「 ”民贵君轻”，但怕是几乎所有皇帝都深谙「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对于这一点，做得最狠的无疑是明太祖朱元璋，此君干脆把大明江山画成棋盘，横竖一里地为一个单元，设一名里长。这个单元里所有人每天要干嘛，到哪儿去，去多久，都要提前跟里长汇报，若是去早了回来晚了或是闹出其他啥事，不仅当事者本人要受重罚，连邻里都很可能遭连坐。 朱元璋的政策便是古代皇帝统治手段的杰出代表，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是农民，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世代耕种；对于普通的耕种家庭而言，想要供养一名读书人恐怕都承担不起。不仅农民如此，士工商差不多都沿用这套法则，我们不难想象，如此压抑的社会必然像一潭死水，它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水平。碰到个有能耐有魄力的皇帝，懂得体恤百姓，那么百姓吃好喝好，国家富足；要是摊上个混账的主，再强悍的王朝也经不起折腾。而当时的大清就在危险的红线上下扑腾，这一点，咱们慢慢讲。 根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一书，当时一个中国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他们的支出却在35两；同一时期，一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能有33～44两白银的净收入。而在工业革命进行的同时，欧洲百姓生活水平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的：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人一日三餐主要以牛奶、面包、奶酪和熏猪肉为主且数量有限，有时候，人们还得把一块猪肉分成两半吃两天，啤酒、黄油等「 ”高档食物”更是能少持久少吃了；而在工业革命后期，他们的食谱变得多种多样，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有啤酒喝，甚至还有下午茶。反观中国，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只有粗粮和青菜，极少有肉蛋出现在餐桌上；人们还时不时要跑到外边挖野菜补一顿，要碰到大涝大旱则更是食不果腹。 当时的中国就是单纯的穷，没法跟欧洲相比吗？也不尽然。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 ”贫穷”的出现是主观和人为的，它是以乾隆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 ”驭民之术”的体现。俗语有云：「 ”饱暖思淫欲。”所谓「 ”淫欲”并非单指那方面，而是指邪恶之事。对皇帝来说，百姓不老实想搞事，恐怕便是最大的恶了。人们吃饱饭就凑到一块闲聊，聊着聊着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多则思变；天天让他们吃饱了撑得没事干那还了得？应对这种情况，古代皇帝自有他们的心得。 如今，「 ”民生”已然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话题之一，在国家的大力保障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而封建时代大部分时间里，民生只是个笑话。咱们刚才也提到，乾隆时代的农民一年挣32两花35两，总体来说就是一年到头差不多收支相抵。农民一方面力争吃个饱饭，另一方面便是想方设法地挣点外快，看看如何才能在年底不但不亏那3两银子，还能有点结余。换而言之，百姓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吃饭穿衣上，朝廷不会让他们忍受饥寒，却也就不会让他们手里出现多少余粮。朝廷给他们定了个小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努力一把抹掉那「 ”3两银子”的赤字；假若遇到状况，百姓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朝廷立马给点碎银子或是减减税，把局势再稳定在这「 ”3两银子”范围内，百姓自然是感恩戴德，歌颂皇帝的仁爱与英明。 当英国使团抵达浙江沿海后，他们请求地方官员给他们请一位引路人。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清朝官员竟然像押解犯人一样从外边抓来一大批百姓，只要有走海陆去京津经历的人统统都被抓来，让他们跪在地上接受询问。其中有不少人苦苦哀求，称家里还有妻儿和父母要糊口。如今社会，一个家庭突然损失一名劳动力，这将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困难；在古代，这对一个农耕家庭而言绝对是毁灭性打击。然而地方官员却不为所动，要求被选中者在一个时辰后随英国使团上路。连在一旁的英国人都忍不住感慨：「 ”朝廷连最基本的法制和保护都不给予百姓，而是迫使他们抛家离子，从事有害无益的劳役，这绝对是暴行。” 在码头，英国人看到了被「 ”雇佣”的劳力。他们虽然每天都会获得约一定的报酬，但这些钱少得可怜。督工拿着鞭子在一旁监督，肆意地抽打劳力。有人连夜逃跑，他们被抓回后便会遭受暴打。「 ”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幺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实际上，乾隆是有智慧和手腕的，遗憾的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造一套稳固的体制上。对百姓，他给百姓赖以为生的生活资料，让每个人都把心思放在谋求生计之上；对王公贵族，他向对方许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厚禄，为他们提供奢华的生活条件，告诫他们不要触碰乾隆的权力。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被关在了笼子里，往外一步都是危险的雷区。 据说，当这个英国使团经过经过运河时，恰巧看到沿途看热闹的人跌入水中。然而，任凭落水者拼命挣扎，周围船只来来往往，竟无一人施援。当英国使节让船夫帮忙时，后者竟然劝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每个人脸上都写满麻木和冷漠，看不出一点波澜。英国人不禁感叹：「 ”就满清而言，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其实，不能说历史没有给过乾隆机会。1790年，适逢乾隆帝八十大寿，英王乔治三世准备了一份大礼包：他将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战舰模型、天文望远镜、手枪大炮、怀表和世界地图等打好包，让使节献给乾隆。英王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跟清朝「 ”互通有无”，建立贸易关系。乾隆乐呵呵地将这些特殊礼物照单全收，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它们无异于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70年后，英法联军攻入京城后，在紫禁城里搜到一批大箱子。侵略者满以为里面装着什么珍宝，打开一看才发现，箱子里装着的正是当年英国使臣带给乾隆的贺礼，它们崭新如初——清朝统治者们甚至都没多看它们一眼。 皇帝也分三六九等，乾隆虽然挥霍奢侈又沉迷于写诗无法自拔，但跟同行一比，把他放进整个历史的上三流中也绝不过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中国封建社会的视角来说的——他毕竟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而他所处的时代又恰恰是旧世界渐渐凋零新世界拉开序幕的巨变时期。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开明如乾隆的爷爷康熙都缺点坦荡，逊色许多的乾隆就更无力扭转这危如累卵的局面了。乾隆所谓的「 ”伟大”便是创造了一套牢固的体制，养活了更多的人。他把皇权搁在温床之上，无人敢触碰他的权力——但从作为皇帝而言，乾隆似乎还挺「 ”称职”的。 横跨千百年的封建社会如此，再看当下中国，年仅70岁的它尚且年轻，也许在很多方面仍不够成熟，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是充满活力的，绝对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