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海 周佛海之子周幼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叛逆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
文末书生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国民党重要成员，堕落为汉奸。而他的儿子周友海则相反。他从一个花花公子，一个纨绔子弟，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种兵，从事秘密工作——父子俩有了不同的方式，这才成为“老子反动儿子王八蛋”最生动的反证...
“小叛徒”这个词极大地刺激了他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点30分，日本鹿儿岛山的一个农舍里诞生了一个男孩。我的父亲是周佛海，25岁的留学生，住在中国湖南省沅陵市。周佛海看着新生的婴儿，给他取名“周友海”。
周佛海在官邸浮沉，周友海和父亲过着动荡的生活。1938年12月18日，周佛海、汪精卫飞往河内，打着“和平运动”的旗号，公然投敌卖国。很快，周友海来到岭南中学上课，看到书桌上写着“小汉奸”几个字，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曾气愤地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然而，学生们总是把莫莫的目光投向他，这让他的大脑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他曾经在学校杂志上发表过抗日文章，显示了他的爱国主义。他不能再去香港上学了。周佛海随汪精卫来到上海，带着家人。周友海来上海不久，日本就安排他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周友海过着醉醺醺的生活。他说自己是“纯少年”，但“在日本学得很差”。他的心空空虚而痛苦。
《红星照耀中国》向他展示了迷宫
在周友海的灵魂受到煎熬的那一刻，一个名叫陈国珍的中国学生给他指路。陈国珍偷偷借给周友海一本书，书的封面用纸包着。周友海回到住处，一夜之间读了上海富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他明白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红军。
读完《红星照耀中国》，陈国珍对周友海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只要你不是汉奸，同学就不会看不起你。”陈国珍的话安慰了周友海。他们彼此熟悉起来，开始讨论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如周友海在未发表的手稿中回忆的那样，“他给了我《论持久战》。这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我第一次读毛主席的书……”陈国珍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死于狱中。他在周友海的心里埋下了进步的种子，他试图反抗。他第一次小小的反抗是要求在寒冷的暑假回家。
偷偷去了苏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成员
回国后，周友海被送到成都花溪大坝的花溪大学。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好朋友肖梦能。在萧孟能的帮助下，周友海秘密回到重庆，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室，拜见董，并表示希望去延安。
就这样，1946年6月底，在田、的安排下，周友海来到淮阴，成立了中共中央联络部。社会事务部副部长约翰·杨热情接待了周友海。他改名叫周志友。1946年8月2日是周友海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天，周友海经约翰·杨和贺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是一名“特别党员”，间隔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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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叛乱和情报工作
入党后，周友海被杨约翰送回上海，在田的领导下工作。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只和田保持着单线联系。
周友海回到上海后，和母亲杨舒惠一起住在小沙渡路的南洋公寓。他有这样一个父亲，他的工作如此秘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特别成员。虽然周佛海作为汉奸被关押在老虎桥监狱，但周友海与父亲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精英，使他仍能不时向田报告主要情报。
周友海参加了“全国政治协会”的活动，与李杰、胡伯民、唐继熙等一起参加。，他反叛浙东税务警察队长。他还背叛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重要领导人...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反叛工作。当时周友海的公众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他在中心大楼租了一间写作室。他在永达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别名“周凯里”。表面上看，“大公子”整天忙着做生意，忙着和“孔方哥”打交道。他在“孔方兄弟”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上海解放后，约翰·杨成为上海公安局局长和社会司司长。周友海仍为杨约翰、田的部下，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二科二科科长。后来，他担任副科长。
在潘阳和刘少奇的案件中，他被监禁了18年
1955年5月16日，周友海被跟踪。他一进车站，一张逮捕证就扔在他面前，咔嚓一声就被铐上了！
他真傻！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后来，他意识到是潘汉年和约翰杨的委屈影响了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少奇的冤案平反了，潘汉年、杨约翰的冤案平反了。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终于发布了《关于周志友同志的审查结论》。晚年，周友海对党的热爱更加炽烈，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有人告诉他，汪精卫和陈公博的孩子在海外生活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他“走错了路”。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过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选择没有错！”但是，这20年的冤狱，严重摧残了周友海的身体。经过多天的高烧、急性肺炎和心力衰竭，他终于在1985年7月24日去世，享年63岁。
周友海几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周佛海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五个孩子中，前妻生的一儿一女不在身边；日本妻子金田幸子所生的女儿处于“保密”状态；他经常和友海、惠海住在一起。他最爱的是小海，期待他“继承父业”...
周友海被派往日本后不久，1940年1月，发生了“高涛事件”。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揭露“日王秘密条约”，说日方把周友海带到日本留学，实际上是“人质”。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周友海的耳朵里。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陶希圣的文章让我很痛苦。在日本的生活中，我逐渐意识到日本统治者在系统地把我培养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
但周友海向往光明的决心是如此强烈，他的父亲周佛海无法阻止。周友海回大陆前夕，父子长谈。周佛海和杨舒惠想让他去美国留学。这时，周友海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人生一直被你主宰到现在。以后，我会走自己选择的路。”周佛海虽然不明白他的“选择之路”是什么，但他说:“好吧，你看着办。这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这是周和儿子关于人生的最后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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