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喝的酒有多少度？为何他们喝几大坛都不会醉？
笑果树在科技条件有限的古代，至少从商周到唐宋，中国古代人喝的酒主要是发酵酒。在发酵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一旦酒精度超过十度，就会停止发酵。所以十度酒，放在古代酒桌上，绝对是高级酒。
而且连这种“十度酒”在古代也是相当少见的。即使是发酵酿酒的技术，在古代也经历了世代进化的过程。在汉代，根据韩曙的总结，东汉的酒精含量比西汉高得多。据韩曙说，西汉“二迎歌，一迎粗饭”，可以得“六迎六斗成品酒”。然而到了东汉，却是“饭胜于酒”。酿酒的“酒量”变低，度数变高。这也是东汉《论衡》说“酒即毒”的原因。好酒的价格也涨到了“千元”。
所以西汉，甚至东汉时期大量饮酒的名士，饮酒量都很大。
而且即使在东汉时期，其酒的度数和质量也明显不同于后世的发酵酒。首先，“九曲”不一样。东汉九曲是“格律曲”，多为手作。只是到了北魏，才出现了制作九曲的模具。唐宋时期应用人工接种技术，酒曲产量大幅提高。明清时期分阶段加水，用明矾水维持酸度。红米在唐宋时期很少见，广泛用于酿造黄酒等酒类。但即便如此，这种发酵酒的度数最多也就15度左右。
除此之外，酿造过程中的温度调节，饲养技术的掌握，每一步的学习，都是几千年进化而来的。所以直到唐代，一般的米酒都是绿色的，就像白居易的诗“旧瓶子里有一线绿”。北宋范仲淹更迎西风，吟诵“一杯浊酒作千里”。宋代的酒可分为黄酒、果酒、混合酒、白酒等几大类。但大部分类型的酒还是“浊酒”。就连“白酒”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蒸馏酒，度数很有限。
但在发酵酒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明代人口中的“烧酒”，即采用蒸馏技术酿造的白酒，也开始异军突起，最终从背后传来，成为中国古代人餐桌上的大爱。
中国土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到现在都是有争议的，但是蒸馏酒的普及确实是从元朝开始的，这是无可争议的。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用来蒸馏白酒的大曲开始被广泛使用。大曲中的豆类量接近30%，大曲室内温度在55℃以上。以这种方式栽培的“大曲”，通过“在蒸笼上，用容器承露”的蒸馏技术，可以得到香气更浓、度数更高的白酒。这种酒是对饮酒者饮酒能力的考验。
而且由于蒸馏酒度数较高，生产工艺更简单，产量更大。所以从元朝开始，很快在长江南北流行起来。元杂剧中出现了“记烧酒黄酒”的歌词。与以往的发酵酒相比，蒸馏酒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喝”的普及。“高级酒”这种原本只有贵族才享受的东西，成本大幅降低，在民间更受欢迎。
例如，在明朝，酿酒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明宫有“金茎露”、“太西白”、“长春白”等名品。民间名酒层出不穷，略显突出的士大夫都喜欢“动手酿酒”。毕竟“烧酒”明显比之前复杂的葡萄酒发酵过程操作更简单。因此，万历时期，仅南京士大夫就有33种自制酒。市面上有很多名酒，沧州“苍酒”、济南“秋露白”、广东“荔枝酒”、惠州“白酒”，都是一时成名。
明代人们的日常饮酒消费也越来越惊人。尤其是在奢靡之风大的中后期，即使“中国家族”的宴席上有酒。酿酒的消费也是惊人的，尤其是“烧酒”普及后，对食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明朝嘉靖年间，每年只有淮安府消耗一百万石小麦作为制作酒曲的原料。如果这些酿酒师的酵母再次用于酿酒，将会再花费一千万石米。要知道，明朝初期，朱元璋收复辽东之战，还动用了120万石的军粮。制作这些酒足够朱元璋打十场仗了。
而这只是一个淮安府。明朝中后期，如果只使用“烧酒”，每年会烧多少粮食？一定是天文数字。
随着清朝的发展，“烧酒”的规模更大。只是在北方省份，“煮锅酿酒”成了常态。比如山东济南“全国有100多个锅”。雍正时期，陕西每个县都有“千锅”。食物的消耗更加惊人。按照清代方苞的估计，“一日饮酒，两日食谷”。比如在康乾盛世的山东省滕县，全县人民的口粮不足以消耗一半的粮食用于“烧酒”。直隶的酒厂一个月消耗600万石高粱。在世界和平的年代，多少食物是这样“喝”的。
可以说随着明清时期粮食产量的增加。中国人只有喝“度”，甚至“酿酒”的尺度，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但在热饮的背后，也有食品危机的警钟。
最典型的就是清末的“丁午黄奇”，席卷中国北方，造成中国至少1000万人死亡。而“做酒业”则成了重要的“凶手”。当时饥荒最严重，大量粮食被“酒楼”抢走。仅直隶每年就消耗数百万石粮。而朝鲜的官员，因为酿酒涉及“米银”，一直不愿禁酒，以至于灾难愈演愈烈...再好的酒，如果喝多了，往往会带来灾难。
历代科技文明的进步，以及对兴衰成败的反思，有时都在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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