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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冗两积是北宋的政治特点 为什么北宋会出现三冗两积的现象

导语:北宋时期,三冗两积是政治特点之一。三冗指冗官、冗兵、冗费,两积指积贮和积弊。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北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有关。

目录导航:

  1. 三冗两积是北宋的政治特点
  2. 北宋什么时候打破宵禁
  3. 北宋三冗两积什么意思
  4. 北宋三费是哪三费
  5. 北宋中期“三冗两积”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6. 历史上哪些朝代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三冗两积北宋政治特点

三冗"导致了"两积"。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北宋政府采用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位的方法以图权力制衡。这样的结果是地方上十羊九牧,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并且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实行,改为招募。这样扩充了兵源,但也相应增加了成本。这也就造成了贫弱。

三冗两积是北宋时期的。即冗官冗兵冗费以及从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北宋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

北宋什么时候打破宵禁

北宋建国以后就打破了宵禁。宋代不实行宵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果。

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经济的原因,宋朝‘三冗两积’极大耗费了国库,而夜市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帮助宋朝调节与缓冲。

宵禁制度的瓦解,使城市经济活力得到提升,也为朝廷带来了大批财税收入。

并且,体现了宋代社会风气的开放程度,又出现了新的娱乐设施——瓦舍、勾栏等。自此,商品经济的繁荣成为了宋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宋三冗两积什么意思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冗兵

冗兵问题从宋建国起便初见端倪。宋建都开封,地处中原,四面开阔,无险可守。面对辽、夏、金的威胁,可以说宋立国而无国防。其次,宋太宗赵光义数次亲征失败,使得宋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无法裁兵、不能复员,更不敢再战。 因此宋的国防战略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只能采用人海战术弥补地理缺陷。

前线长期保留大量军队,后方大设禁军、厢军。 宋长期实行募兵制,士兵募到军中直养到六十岁。实际上,一般士兵只有二十到三十岁可用,剩余三十年战斗力几乎丧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为防主帅拥兵造反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本质上形成了以多数量替代了高质量的局面。在地方动乱时,中央大量征流民入伍,时时加优以防叛乱,以致庆历年间士兵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

军队数量增长情况

二、冗官

宋朝政权由陈桥兵变自上而下取得,为防止唐朝朋党之争重演,宋增设官职、广任官僚,以达分权制衡、 巩固皇权的目的。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在中央设立枢密院负责军事。枢密院对皇帝负责,这样就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又设三司,下设盐铁、户部、度之三部,掌管天下赋税,分割宰相的财政权。即便如此,宋朝统治者仍不放心,又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进一步削弱相权。一番操作下来,宋代宰相的权力被大大削弱。顺带说一句,从宋代开始,宰相就不能再坐着和皇帝议事了。

北宋行政划分(路)

地方机构更加臃肿。北宋时将全国分为十五路,后增至二十六路。路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 路以下设州、县等行政机构。各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通称“监 司”,分别掌管兵民、财赋、司 法、救恤。地方财权、兵权、司法权直接收归中央,杜绝了地方割据的根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担任知州,并且规定“三年一替”。后又在各州设立通判官,使知州与通判相互制约,削弱知州的权力。

北宋时地方还设立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官职,地方官员人数众多,权力分散,就无法与中央政府进行抗衡。也造成地方官僚机构重复设置,人数众多,可谓 “十羊九牧”。

此外恩荫制和扩大化的科举取士, 也是冗官的重要原因。据考一个学士便可荫几十人,即一人当官,家族沾光,不仅儿子,亲属也可以当官。其次,为压制武将势力,宋科举取士人数远多于历代,甚至比明清两代还要多。还专为久试不中、年老无成的举人设特奏名一科,使其不致于积怨造反。估计是看到了唐朝的黄巢,前车之鉴哈!

三、冗费

冗费是冗兵和冗官造成的必然后果。据统计,宋真宗年间,文武官员总数为 9758名,到了宋仁宗年间,增加为17300名,至宋徽宗则高达48377名,这还未算上数倍于官的吏,和百余万士兵。即使北宋政府的税收收入连年增加,帝国财政依旧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帝国的创建者认为分化事权、以官制官可保统治千秋万代,却不料想由此产生的官僚机构膨胀,直接影响整个帝国运行的灵活性、有效性。北宋的后代统治者也看到了危害,实行了一些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可惜终未成功。

宋朝三冗改革中,裁官、裁军改革都不彻底,仅减少冗费上有一定成效。但冗费产生于冗官和冗兵。因而在冗官和冗兵的弊病解决之前,冗费问题也是无解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三冗的负担如此沉重,那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负担,一定很重吧?其实不然,大一统朝代中,只有西晋和北宋没有跨省规模的农民起义。西晋时间太短,北宋可算是唯一!主要在于北宋的财政收入中,农业只占少部分,大部分靠商业和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宋代能养得起这么多官兵的原因,也从侧面证明了宋代的高度富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顶峰!


三冗两积:即冗官冗兵冗费。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三冗两积的现实已经成为君臣的共识,变法的努力也就成为必然。

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是指官僚队伍人数日渐增长、严重超编。自宋真宗以来,北宋的官僚人数出现了异常的增长速度。从真宗时期到仁宗中叶,官僚数目由9000增长到17,000,英宗时期又增长到24,000,数量可谓严重超编。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官僚机构设置职能交叉,而且常常因为各种事情增添职务。北宋皇帝为了避免某一官员权力过大,常常会在单一事务上设置多个官员,以此相互制约,但这又反过来导致官员过多。

冗兵则是指军队数量恶性膨胀。宋初禁军不过20万,真宗时涨了一倍,已达40万,而仁宗时更达到了80万,故林冲有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一称。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宋朝养兵政策的不当。送出朝廷为了避免动乱,便大规模实行募兵制,以此使兵、民相互绝缘。每次遇到灾荒,朝廷都会将大量灾民送到禁军队伍之中,并终身由朝廷发放工资。

我们可以说,宋朝将募兵制当成保证社会稳定程度的一种方式。这么做虽然可以保证灾年不爆发动乱,但却因此导致军费直线上升,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宗。

最后一个致命弱点则是冗费。冗费是冗官和冗兵的结果,要养活越扩越大的官僚团队和禁军,自然需要越来越多的钱。

三冗"导致了"两积"。

"三冗"与"两积"指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北宋政府采用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位的方法以图权力制衡。这样的结果是地方上十羊九牧,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并且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实行,改为招募。这样扩充了兵源,但也相应增加了成本。这也就造成了贫弱。

北宋三费是哪三费

宋朝建国以后的六十多年中,由于采取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各项措施和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在一段比较平稳定的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也正由于和平日久,统治集团中苟安因循,渐次成俗,官僚机构,日益膨大,冗费繁多,在号称“太平兴园”之世时,已逐渐地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质。

朝政的腐朽,必然会从财政状况中反映出来。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就出现坐吃库存的目子,不再是过去“美溢有余”的情况了。及至宝元初,用兵陕西,调费日蹙,财政更加感到困竭,以至后来终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忧心财政状况的大臣们中,纷纷提出各种解决当时财政困乏问题的建议,宋祁就是其中之一。

宋祁于仁宗天圣年间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两人都以文学著称于时,入仕后初任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太常博士等职。后徙尚书、工部员外郎,为帝王修过起居注。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时,曾担任权三司、度支判官,负责一部分朝廷财政。当时正值仁宗对陕西用兵,调度颜繁,财政支应处于十分困难之时,为此他曾上疏指陈穷乏原因,提出改革建议。

他认为造成北宋当时国用不足,主要是取用无度,财政收入既已罗掘俱穷,财政支出又未加节制,继续在扩大,这种庞大的经费支出,集中表现是“三沉三费”。所调“三冗三费”,具体的表现在哪里?据其在土疏中的指陈,结合北宋时期一些史料记载,大略是:

宋建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由于实行恩荫、荐辟,既广而滥,就不再受定员限制了。地方机构中如此,中央朝廷同样如此。所以造成大量冗官的原因,是和宋王朝封建官制,用利禄来竭力维护和笼络官僚士大夫阶层,以保障其封建统治有关。比如,当时有一种官官相承的封官之制,称为“恩荫”。还有一种“任子”之制,规定皇帝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朝廷中大小各官,均可恩荫及子,即子弟可封受一定的官职。

每次郊祀后,通过“任子”的官员约有四千人,甚至出生不久的怀抱婴儿,亦可授予官职。这样十年,就有一万二千员官额增加。以后,这种恩荫扩及到不仅三年一次的郊祀,凡逢灾荒之年,地主能开仓出粮,以及修城筑工,都可得到授官,到了微宗时则变成公开的卖官了。而且郊祀一次,除了恩封官职外,还恩赏给大小官员钱物,每次赏赐支出缗钱五百多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绉 、绸,平其值给之。

赏赐钱币的来源,多出于外僚科敛所进的羡余,亦即剥削人民血汗所得的财物。在宋祁时全国究有多少官员,在他的上疏中未指出,据仁宗时曾任户部副使的包括在上硫中说:真宗时,文武官员,总计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内外官总计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和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一倍多,至于正官外的候缺者,更不知其数。另外宗室吏员受禄者有一万五千多,各级官府中,大批不受禄,靠贪贿为生的吏员,为数更多了。

宋朝兵制分为三种:一称禁军。属于天子的卫兵,守卫京师,备征戍之用。宋太祖时计十九万五千人。半数驻京,半数更戍。太宗时扩增为三十五万人,真宗时又增为四十三万二千人,到仁宗时,因对西夏用兵,更增加为八十二万六千人,连同地方厢军四十三万人在内,全国军队共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用于养兵的费用几乎占全国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一称厢军,属于地方州镇之兵从事各种役使,多属招募而来,曾规定凡能募到一千人者,可特升一官,遇到灾荒时,大批饥民无以为生,就被葬充厢军,于是农耕者越来越少,当兵冗食者则越来越多。

另一称乡兵。属于按照户籍推选或雇募,专为防守乡里治安之用。包括初时边塞地区的番兵,均列于乡兵范围。乡兵的一切开支不属于国库支出,兵员数也不列全国兵员范围之内。

到北宋后期微、钦两帝时,兵额又扩大,而且招募多冗滥而无斗志,终于出现了“靖康之变”。所谓冗兵之害,不只耗费了国家财力,最后造成亡国之痛。

三、僧道无限败,越来越多

北宋时历代帝王,大多提倡佛倒。宋太祖建国后,即采取保护佛教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太宗时,更在峨帽、天台等处,修建寺庙,京师开封并专设译经院,与道教并重,以是僧徒日多,由初时六万八千增加到二十四万人,到真宗时全国僧徒达四十万,尼姑六万多,依靠佛寺道观为生者还不在其内。

据宋祁所说,除已受戒的僧道外,此类人员如遗返为民就有五十余万人。可见当时包括已受戒的僧道在内当在百万之数。因此,宋祁建议:1、停止毫无意义的道场斋蘸。2、罢去京师寺观,制止营造祠庙。3、除已受戒的僧道外,其余统遣返为民。

尽管在“百年之积,唯存空簿”的状况下,其后曾一度实行范仲淹提出的“庆历新政”,力图从整顿吏治着手解决困难,但凡所措置涉及到统治阶层内部集团利益时,就往往难以实行。同时由于宋仁宗的优柔寡断,凡事不能果断执行,因此,宋祈虽然上了“三冗三费”疏,其实也不能真正实行,没有收到改革弊政的效果。

国家机构的兴革,不仅要切中时弊,更其重要在实效。北宋时期,士大夫中议论朝政,不少人能诤诤而言,但凡付之实践时,则又因涉及既得利益而啧有烦言,一些官吏对于财政问题,大都是议论时头头是道,唯我独智,似乎能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一旦当位,则又畏首畏尾,但求因循守旧过去,实际上并不讲求实效。

正因如此,其后王安石的变法理财,不可避免地引起轩然大波而成为一群食禄者群起而攻的目标了。宋祁的“三冗三费”疏,尽管并未付诸实施,但因它揭示了北宋初期财政支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其任职三司期间,尚能指陈时弊而言, 与当时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甚至以贪读为能者相比较,则已属难能了。

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

宋祁知成都时,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终日沉湎女色,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个菜,家里已经有了三十二个侍女了,却还拈花惹草。后来包拯弹劾他,说他宴饮过度,生活腐败,不配担任三司使。皇帝才罢免了他,并降职到郑州。

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浪费公款十六万贯。公款吃喝已成风气。

北宋中期“三冗两积”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两积:积贫积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赵匡胤在陈家桥,黄袍加身后代替北周皇帝建立宋朝。而后赵皇胤怕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于是杯酒释兵权。并重用士大夫等这类的文臣借他们来压制武将的权利。因此,文臣官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而宋朝不断与敌国金辽夏,有战争不断发生,不断战败,战败之后不断增加军队数量,造成了军队数量不断增加

军队和官员数量不断增加,也造成了费用的不断上升。而宋朝由于担心武将的权力过于强大,经常调换军队与主将,造成了,并不是将将不识兵,也就造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象。

历史上哪些朝代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代是古代中国机构最臃肿、闲官、冗员最多的朝代,与魏晋一样,有虚、实两套班子。由于政府机构庞大,官多事废,名实不符,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到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距宋代建国仅百年时间,官员数量已“十倍于国初”。因为吃财政饭的官太多,国家财政有时还不够发工资。

于是,有了元丰年间的“大部制”改革。

此次“大部制”改革由当朝皇帝赵顼(宋神宗)主导。之前,在王安石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熙宁变法”)中,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只是小打小闹。熙宁末年,赵顼令校勘《唐六典》,作政改理论上的准备。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在大臣蔡确、王珪的协助下,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撤销了“中书门下”这一机构,恢复了唐朝“三省”制度。

但是,赵顼生搬硬套《唐六典》,却又未完全走唐朝的政改路线,所以“元丰改制”实际上是失败的。类似的“大部制”改革,整个两宋时期进行过多轮,如宋徽宗政和年间、宋钦宗靖康年间、宋孝宗乾道年间,均先后进行了政改,希望借“改革”富国强兵,但因“改革”思路和设计有问题,始终未能奏效。

到了明清时期,也曾启动多轮“大部制”改革,其中以朱元璋(明太祖)的“大部制”改革最有影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终结了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创设“四辅官”,出现了“内阁”制。内阁制度为清朝继承,“党议天下之政”,成为清代朝廷权力中心。

历朝历代,官僚机构都是越来越臃肿,最后亡于臃肿的官僚机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汉文帝时代,特别向往。

汉武帝时代,武将的光荣时代,却是百姓的苦难时代。民不聊生,则维稳成本更甚,则税负更甚,百姓更苦。什么时候能以民为本,休养生息一下

明朝是机构最为臃肿的朝代。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有一套日常处理政务的班子机构之外,在南京也设置了整整一套六部班子。

北京的朝廷有什么,南京作为陪都也一应俱全东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除外。这样臃肿的人事机构每天无所事事,因为南京还有地方官员,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这些所谓的部级领导插手。所以这就是最为严重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

历史上北宋时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北宋时期人浮于事,机构庞大,社会负担沉重。历朝的总官数东汉为7567人,晋为6836人,隋为12576人,唐为18805人,而北宋则为24000人;每10万人平均拥有的官吏数目东汉为13人,晋为42人,隋

为27人,唐为35人,元为27人,明为37人,而北宋为51人。官僚机构之臃肿,官员数目之冗繁,北宋几为历朝之冠。

大量冗官并没有给北宋王朝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朝政腐败。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机构林立、官多吏繁导致政令多出、互相扯皮,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在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年老官高者以资历标榜,年轻资历浅者则因难以提升和受到重用而怨声载道,其结果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敷衍了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北宋军队在好水川被元昊击败,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此事虽急奏朝廷,但因大臣拖拉散漫,皇帝在十多天后还没有见到奏章。

其次,因为官多位少,人人争美缺肥差,致使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北宋政府和大小权贵、官僚多有恶迹,如真宗时的宰相丁谓“得四方赂遗,不可胜数”;受到朝廷奖谕的“清官”,四川彭山县令齐元振也是“受赂得金,多寄民家”。北宋末年,朝廷已腐朽到公开卖官的程度,各官职均明码标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第三,冗官与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使职权多为腐败无能的官吏掌握。除宋太祖赵匡胤和王安石等人有所作为外,北宋许多官员都在混日子。真宗时宰相王旦不管政事,避免招怨,竟被称为贤相。像王旦这样昏庸无能的官员,北宋比比皆是。此外,北宋官僚惯于结党营私,这使得具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受到打击和排挤。

第四,冗官、冗军引起的冗费,使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北宋不仅官多,而且俸重。官僚的俸禄名目繁多,有官捧,有禄粟,有职钱(兼职的俸钱),有公用钱,有职田,有给券(文武官出差路费),有茶、酒、厨料之给,有薪、蒿、炭、盐诸物之给,还有傔人(即仆人)衣粮或餐钱。官多俸重使北宋财政负担沉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亏空数字达1500多万贯。

最后,冗官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冗官、冗军及冗费促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经济上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这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民怨沸腾,以致农民起义不绝,国势日溃。为挽救统治危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先后提出了裁减冗官、整顿吏治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保守派官僚的反对,最

宋朝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宋朝三冗'所指的'冗兵'、'冗官'、'冗费'就是多余的士兵,多余的官员,多余的费用之意。是指代政府军队和官员数量庞大,不必要的开支繁多。冗兵之象应由宋代的士兵分类说起。宋代的士兵可主要分为两类:禁军和厢兵。士兵服役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同的职责和管理。如禁军就是宋朝的正规军队,负责守卫京师,征战屯戍。而厢兵则是负责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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