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海原县1921年大地震的资料 谁知道海原县1921年大地震的资料

谁知道1921年海原县大地震的资料？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宁夏海原地震90周年祭:11次以上唐山地震

海原地震发生在1920年12月16日晚8点06分，震级为里氏8.5级。

这次地震的强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

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唐山11.2级地震。

强烈地震持续了十多分钟。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站记录了这次地震，被称为“全球地震”。

◎海原县Xi安乡幸存者董善政说:“万家水的山合并了，两座山合并了，羊和人都没了。”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前所长郭增建说，地震在当地形成了200多公里的断裂带，一个湖泊甚至因为地面的斜坡而移动了几公里。

95岁的马住在宁夏海原县附近。他一生都住在这里，但他的房子从窑洞变成了平房。

100多米外，是1920年海原地震的万人坑遗址。历经90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处处有连绵不断的坟包。

马胡成，从来没有搬到其他地方，似乎是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地震的最后一个守墓人。

“爷爷被杀，叔叔被杀。”面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马五岁时对大灾难的记忆就此结束。他的五口之家死于地震。

以海原为中心的地震导致海原县一半以上的人口丧生。

地震影响范围较广，其中宁夏南部的海原、固原，甘肃中北部的景宁、会宁、靖远、通渭、威远，陕西西部受灾最严重。

根据宁夏地震局提供的资料，海原地震发生在1920年12月16日晚8时06分，震级为里氏8.5级。

这次地震的强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

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唐山11.2级地震。

强烈地震持续了十多分钟。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站记录了这次地震，被称为“全球地震”。

“地震有多大，我就知道几个现象。”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告诉南方记者，由于海原地震的影响，波罗的海海面的波浪上浮了几十厘米，而地震波的横波和纵波则穿过了地心。当时日本东京并不敏感。仪器还探测到地震面波绕地球转了一圈又转回来。“原来死了23万多人，有人说死了20多万，但现在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死了27万多人。

震后的救援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没有有效的救灾。

海原很多人都埋在万人冢，一个坟埋几个人。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告诉南方记者，海原灾民的后代已经迁移到周边省份。每年12月16日，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从宁夏的甘肃、青海、陕西等地赶来。

但在海原之外，死亡人数超过了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和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却没有被更多人知晓。

目前，在汶川、玉树接连遭遇地震的情况下，尘封已久的海原地震再次被发掘出来，成为国人凭吊审视的标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中的海原地震博物馆开馆仪式将于明天海原地震90周年之际举行。

本月8日，南方记者在现场看到，博物馆内部装修仍在紧张进行中，展览尚未安排。

刘刚表示，届时将举办海原地震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伊玛目为千人冢举行祈祷仪式。

“两座山在一起，没有羊，也没有人。”

“1920年12月16日晚上8点左右，在中国部分城市和周边国家观察到一些异常现象。

不能说成都大明上海离海防很近，但是成都到大明大概1200公里，海防到上海大概1900公里。

但就在上述时刻，所有的钟表都停在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著名的耶稣会使团、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海防天文台。

在这些城市和很多其他住宅区，坐在餐桌旁的人突然看到吊灯开始摆动，后来他们知道了别的事情。

在大明以北的板下，三个说三道四的传教士突然觉得恶心想吐。他们觉得地板开始像船上的甲板一样摇摆。在离中国海1250公里的地方，去市场的家庭主妇突然晕船，北京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是1920年的中国，一场被西方忽视的灾难，是苏联一位匿名作家在海原地震后写的。

正如郭增建研究员所说，全世界几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冲击。

与杜南读者更相关的是，汕头以外的地震也很强烈。

一艘从上海驶往香港的英国P & O客轮“D evanha”抵达汕头近海时，感觉像地震一样强烈。

“船长以为可能是船撞上了潜漂，但船停靠香港后，他检查了船的船体，惊讶地发现整个船体完好无损，才想到可能是地震造成的。振动。”

与千里之外的虚惊一场不同，地震中心的人们正在经历着你将何去何从的残酷考验。

冯，海原县九菜坪拱北的一名幸存者，几年前向宁夏的电影摄制组描述说:“当老人说时间和时间在颤抖...我们把山嘴摇了摇，扔在那个地方，山谷里到处都是这么宽的洞。

人坐之处，山倒。海原县Xi安乡的另一位幸存者董善政也说:“万家水的山合并了，两座山合并了，没有羊，也没有人。”

1922年第5期《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克劳斯和麦·卡姆米尔写的《在山中行走》中的报道，描述了海原地震时发生的几个现象:山在夜间移动，像瀑布一样的滑坡，房屋和骆驼上的大裂缝，以及将村庄扫入上升的软土海的一切...

“海原地震现在定在8.5，过去也定在8.6。”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前所长郭增建说，地震在当地形成了200多公里的断裂带，一个湖泊甚至因为地面的斜坡而移动了几公里。

黄土地质中的山坡被压碎成粉末，形成黄土流。因为当地居民住在土洞里，伤亡比较严重。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派郭增建等6名同志组成地震调查组，对海原地震进行现场调查。

郭增健向《南方记者》回忆说，他最难忘的一个故事是，地震来了，天就黑了，因为没有电灯，更没有油灯，很多人呆在家里。

土洞的大部分洞口都被地震坍塌堵住了。后来老乡挖了一个山洞，发现并没有完全破坏。一个人躺在桌子上，因为没有空呼吸而窒息，死前好像在喝水。桌子上的碗里有一点像油一样的东西，好像是吐在他肚子里的。

伤亡巨大。

1921年4月3日《新闻报》报道“县城一半倒塌，甘肃省海原县北京市读书的学生冯俊汉英收到家乡来信说:“地震第七天晚上，我的家乡遭受特别严重的破坏，全市房屋被夷为平地。十个人中有九个人死亡或受伤。我的华雅湾别墅全军覆没，山川甚至被改变...我家有40多个人，除了

房子是空的，但什么也没留下。

该县有6万多人死伤..."

“牲畜死亡是损失，德国狗也在吃人。”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1921年3月地震灾害调查问卷，海原县约有4.5万人死亡，7万多只动物死亡，8/10的房屋倒塌。半年后，翁和谢查阅了国务院内务部的正式公文，确定海原县死亡人数为7.3万余人，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

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县。

谢在《199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描述是:“当天下午7时，突然出现大风、黑雾和红灯。

地震持续了六分钟左右，大地像一只簸扬的小船，人却站不起来。震动的方向好像是从西北方向来，往东南方向去，发出如雷的声音。

土石山区，尤其是土石山区，有崩塌和运动。

山坡和平地上有长短不一的裂缝。

平地的裂缝里有很多弹簧，颜色不是绿色就是黑色。

有很多山体滑坡堵塞河流，尤其是南翔。

阳明后堡崖窑上，东乡五号堡河夹沟有两处滑坡堵河。积水有几十英尺深，五六英里长，十多英尺宽，水向后流。

地震发生后，南翔的井都是干的，县长钟文海和警察佐罗的孩子都是同时被地震扔下去的。

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城墙原有的土楼大部分被毁。"

固原县是第二大重灾区，1921年官方报道死亡人数超过4万。

1958年，郭增建等人前往固原进行地震调查时，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地震遗迹:厚厚的砖墙仍然在那里，南门上刻着“秦镇门”的字样。该县董福祥的墓碑和碑亭分为上下两段，上下两段开裂而不坍塌，下段反转方向。

除海原、固原外，其他五县，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景宁，均死亡万人以上。

12月16日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天气突然转凉。

“十七夜无休无止，陡风八点，只见天长地久。

无数的人和牲畜被冷冻和杀害。

吼声如雷，气势极其凶险。

18日，风停了，天地一片漆黑，大地先咆哮后移动五次，都是光。

19日，它动了8次，大地日夜震动。

20日，有11个大动作和12个小动作...“1922年4月24日，新龙一卷，详细记录了余震和震后天气情况。

其中，海原、固原等县的一场大雪造成许多无家可归者死亡。

1921年访问灾区的谢在文章中也提到，地震发生在冬季，造成灾民“流离失所，没有温饱，所以没有死于地震，还死于饥寒交迫。

从那以后，虽然各地都有紧急救援，交通也很困难，但往往需要几天才能到达，真的很慢。

当时，《地球科学杂志》在《陕甘地震简述》中报道，灾难发生后，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眼瞎耳聋”......................................................

牲畜死丢，狼狗也吃人。

在死亡的阴影下，也有新的生命在萌芽。

郭增健说，1958年他去调查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他母亲是用麦秸生的他。

当公权力的触角还没有到达震区的时候，灾民就靠私力救济度过难关。

1958年郭增建去海原等县的时候，也听到老乡们提到，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分不清你我，有现成食物的都拿出来分享。过了几天，心理有了变化，各自考虑自己的未来，再也不可能在别人的住处吃喝了。

“面对灾难，一开始是众心，后来是自私。”郭增建说。

当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济最终到来时，遭受寒冷和饥饿的受害者往往会不顾生命安危地要求救济。

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曾回忆说，从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到固原县农村，饥民蜂拥而至，不再乞讨，看守锅饼的士兵也不肯撤退。这些饥民“宁愿被牵着脖子也不愿意放开车子”。

"当时，北京的报纸连震中地址都搞不清楚."

海原地震来得突然，当地政府部门受损严重。再加上当时交通和通讯不方便，一时难以组织救援。

“兰州骑到海原好几天了，路都毁了。

县政府大概只记录了静宁等少数地方的救灾情况。

其他县政府说不清楚。

后来政府也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给灾民清路发工资，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郭增建说道。

周当时是静宁县知县。解放后，任甘肃省文史研究所馆长。

据他自己的《甘肃省景宁县大地震简述》记载，地震发生后的清晨，他从县仓库里送来食物，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店里购买衣服，帮助没有衣服的人御寒。他还从仓库里拿出帐篷，修建草房作为灾民的避难所，并打电话给兰州河北医院救治伤员...

周并不沾沾自喜。当时，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紫林西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动情的语言描述了周在地震后的行动:“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充沛、非常能干的人，他对人民是一个。

真正的祝福...人们对这位官员赞不绝口。

地震来了，他马上命令人冲出去。

并告诉人们离开他们的房子，然后回到房间，跪下向上帝祈祷。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死来换取宽恕大众...地震后，他出来告诉人们立即营救埋在废墟中的活着的人...他还下令支付埋葬死者和动物尸体以防止疾病的费用。

"

然而，面对一场大灾难，同样遭受重创的地方政府似乎无能为力。

“当时救灾非常缓慢。在北京的报纸上，甚至震中地址也不清楚。国外只说是在那一段。

通讯条件差，损坏，花了很多时间才知道。郭增建说，北京的甘肃商人、学生和国会议员呼吁政府救灾，并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通知。

当时募捐者很多，在北京成立了紧急募捐会。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件，甘肃省省长张广健以“十万急迫”致信总统请求支援，但撰写时间是地震后一个多月——1921年1月20日。

在此之前，1920年12月29日，张广健和甘肃省议会议长王致电内务部求助。

“北洋政府可能也有贪污和截留。地震前是华北五省大旱，记录死亡50万人。

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挽救华北五省旱灾，政府给国际组织发放救灾资金。

1921年初，甘肃驻京人员在《中国人民日报》上曝光此事，写得好，痛骂北洋政府。大意是说，甘肃是一个给国家带粮食的省份，那么为什么不在发生灾害的时候进行救助，就好像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一样？”郭增建说道。

直到1923年3月19日，甘肃国会议员周志伦等人还在给中央救灾办公室写公函，描述地震后两年多的悲惨局面:“地震以来，我省民生凋零，联系日益紧密，冰雹、干旱、旱灾频频未能丰收。起初，省外的县发生了变化，遭受了灾难，流离失所的悲剧蔓延到了该省。”这些国会议员还提到，他们多次收到老乡的来信，了解到甘肃灾民的各种悲惨情况，说“兰州居然卖人肉包子”。

目前兰州物价飞涨，冬天收粥一万多人。虽然各行各业的捐款也提供衣物，“死者仍不时听到因饥饿和冰冻而死亡的消息”。

甘肃国会议员在这封信中着重指出，扶贫办去年拨给甘肃的救灾资金“不到一半”，希望对灾区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迅速弥补，让“人民群众不告而别”。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截留救灾资金的情况相当严重。

甘肃省省长，在海原地震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也换了很多人，从张广健、潘龄皋到林锡光。

“甘肃地方政府也有救灾，但据说省长张广建有贪污。”1958年去过海原等地的郭增建，也听说红军经过该地区时，也批评过涉嫌贪污救灾的人。

翁等人的调查是中国地震学的开端

直到海原地震发生5个月后，内务部、教育部、农商部才联合派出谢、翁等6人对前线灾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实地考察。

这次调查形成的报告在中国地震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除了对地震的详细描述，谢、翁等人还就地震的预防和应对发表了许多意见。

中国首位地质学博士、后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翁在《关于调陈调查甘肃地震的意见书》中说，地震的强度在世界上是恒定的，但这次海原地震的死亡人数在其他国家很少听到。在国外地震中，受伤的人最多，但死亡人数很少。在海原地震中，死亡人数很多，但受伤和幸存者很少。

分析原因，他认为与这里的人生活在黄土坡上的窑洞有关，即使有房子，也大多是用泥土做成的。

翁文浩提出的改进措施包括:“劝民建房时用木柱、梁、柱互相支撑为宜”，还可植树、开水利。

关于地震研究，翁文浩还建议，中央气象台和工农部地质调查所要共同努力，改变目前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专业人才的现状。

他还专门提到了“地动仪”的设置:“汉代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

中国是最早发明地动仪的国家，但无人之后就失传了。

现代欧美和日本使用的地震仪都把古代地震仪视为特别伟大的进步，可以极其精细地研究波浪状态...这个一定要早做。"

更与地震前兆及其后期预测有关的是1999年12月农业和商业部地质调查局谢的《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到了地震前后的奇怪天气、歌声和井泉的扩张和收缩，并有自己的见解。

定西、静宁两县督抚的报告显示，地震时经常有大风和晨雾，而赣州、玉门两县报告说，地震后第二天，风很暗，黄沙在飞。

海原县县长也表示，地震时“见红灯”。

据谢介绍，“地震时发生的尘雾或霾，是由尘埃和烟尘等引起的。，通过振动飞行，或者因为大地的崩塌和黄土的散落空。难怪会有这样的现象。”至于红光现象，谢无法解释，认为“不可能确定”。

所谓唧唧声，是指地震前后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地震时有的地方没有声音。

谢说，声波的强弱似乎与振动的强弱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不能确定是前者还是后者。

他没有把地震前的歌声和地震前兆联系起来。

地下水的变化也受到了关注。

泾川、定西、会宁等县报道地震后井泉味微咸。

宁夏、景宁、环县等报道称，地震后泉水上涨十多英尺。

宁夏县的泉水比震前略暖且发臭，而通渭县和海原县已有报道称井泉干涸，隆德县的井泉在震前突然上升，震后恢复。

谢认为，井泉的变化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至于这些县的报道是真的还是纯属牵强附会，很难断定他只是罗列出来“供日后研究”。

直到30多年后，对这些异常现象的研究突然成为中国的一项突出研究。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表示，海原地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震级和高死亡人数。

翁文浩等人的调查标志着中国地震学的开始，是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地震预报的第一枪就从那里开始了。”他告诉《南方记者》。

郭增健等人的调查开启了“现代地震预报的第一枪”

所谓“现代地震预报第一炮”，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

郭建增，郭安宁的父亲，是探索地震预报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苏联帮了中国很多大工程。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

我们将致力于这项工作。郭增建，1931年出生，1953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说。

发生在30多年前的海原地震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项目。

探险队也由六人组成，从北京出发，在海原、固原和西吉县进行了20多天的考察。

郭增建表示，他们此行的重点是地震预测。

“你为什么要做预测？这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系，因为中央在大跃进时期提出了“两条腿走路”，意思是本地和外地都要用。

科研单位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我们搞地震就提出地震预测。

也是两条腿走路，还有一些观测地震前兆的研究仪器，这是国外的一个方面；在土壤方面，我们参观了海原。

当时叫民科。

地震前有什么前兆吗？人们观察到了什么？我们六个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访问。"

地下水的变化已经被当地人提出来了。

“他们说地震前泉水很大，地震后就没了。让我们帮助找到它。

我们也找不到，因为地层变了。郭增建回忆说，当地居民也提到了地震前后的气温变化，当时有6个人也讨论过。

"这是中国首次在小范围内讨论地震预报."郭增建说，当时他只觉得地震预报难，没有听到国外的任何反对意见。而且日本和苏联当时都说地震预报是必须的。

经过20多天的旅程，郭增建等人发现了翁文浩等人以前没有发现的漫长的地震断裂带。

此后对中国地震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本次调查建立了地震预报前兆系统。

海原地震的前兆主要归因于地下水、动物、地声、地光、气象等。

“未来的地震前兆基本都是这些类型，但是海城地震前有一个额外的气溶胶。”郭增建说。

他们最后写了一份报告，用蜡纸刻了二十多份。

中国地震预报的第一枪打响了。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震前兆观测在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这种情况至少在10年前就改变了。

郭增建说:“目前很多人反对地震预测，主要是因为有两种理论:混沌理论和自组织临界理论。

1999年，中国科协组织了十几个一级协会讨论防灾问题。我对这两种理论做出了回应，认为它们在理论上是可以预测的，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它们。"

目前，中国地震预测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关头。

郭增建的儿子郭安宁也是地震预测的大力提倡者，但他也承认地震预测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已经失去了支持。当许多所谓的“地震前兆”发生时，它们并没有引发地震，而在其他地方，地震前并没有这样的前兆。

这就很难判断“地震前兆”。

但他认为，这并不是阻碍地震预测探索的理由。

作为地震系统的研究员，他清楚的感受到了自己的主张，即使在地震局系统，也很难获得奥运援助。

他的地震预测书籍甚至不愿在地震出版社出版。

在明天即将在海原召开的海原地震研讨会上，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张培珍将发表《地震科技发展》学术报告，地震预测这个话题将在这个最初的起点上再次引发火花。

在过去的90年里，自命不凡的人类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了更多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