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皇甫平事件”：改革开放12年后的又一次“批邓”
龙章本文摘自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变化:1990-2002年中国记录》
谁也没有想到，1991年的春天，官方媒体传来了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温暖、响亮、有特色的声音。声音以评论的形式抛出。在中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报刊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告诉世界，更不用说这一次《解放日报》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人们欢度春节，第一篇文章出来了。文章不长，但处处让人觉得有意义。你刚才在这里想得很周到，但这是不合时宜的。当你忘记的时候，它又出来了。就这样，最后三篇发表了65天，作者都叫黄福平。他写道:“十二年是一个周期。回顾过去，最后一个羊年，1979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中国改革新时代的一年。”“回顾过去，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今天的人读这些话可能会觉得空有漏洞，但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嗅出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经19个月没有用这种语气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当时媒体重点攻击的是“正确的错误”。现在，黄福平在敦促人们“振作起来，敢于冒险，做世界第一”，他还说1991年应该是“改革之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无视北京的意识形态纷争，赶紧做好自己的事情。
毫无疑问，这会让一些人不开心，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黄福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意识形态停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停滞」？说白了，他其实是在批判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他一说市场经济，就认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认为不是自力更生，甚至反对整风深化改革，反改革的路子。“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幽灵一定隐藏在市场调节的背后。”记忆力比较好的人看到这个会大吃一惊:他说的“一些同志”不也包括宣传部部长吗？正是这位部长在1990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废除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称为“资本主义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公然说，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开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这些，皇甫平还是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无非是“新的意识形态停滞”。他不肯指名道姓，别人只能猜测:是那些义愤填膺地批评别人的人吗？难道他们就是那种高喊“警惕点”的人？也许是部长？但是猜测，不能算。北京媒体还是忍气吞声，没有反击。如果皇甫平作罢，那么那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没想到，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接受。在接下来的评论中，他终于说出了让很多人难以忍受的一句话:
如果还受制于“姓”的社会“或姓”的资本”的挑战，只能错失良机。
这点燃了一场风暴的“导火索”。
“保险丝”端接北京。《当代思潮》怒不可遏，怒不可遏，在上海展开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的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问“改革开放能不能不问姓‘社’和姓‘资’”然后我回答说，在自由化趋势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有一句时髦的口号叫“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确实有人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党制”、思想“多元化”。作者在列举了这一系列不良后果后说:“如果不问姓‘社’的，不问姓‘资’的，必然导致改革开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皇甫平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对于很多对中国政治有见识的人来说，不是黄富平说了什么，而是黄富平是谁。专家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一个笔名，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三人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评论部主任、上海市委干部周瑞金。至少有一个人，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他心里就像一面镜子:这三个人背后都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几乎总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最新鲜和最具挑战性的话。其实只要稍微有一点政治经验，即使没有机会亲眼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看看那一天南北所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除了邓小平，还有谁能以这种方式谈论改革和国家意识形态争端？
它始于1991年邓小平的上海之行。那一天，当官方发布消息，告诉人民“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庆祝新年”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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