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黄永玉 画家黄永玉和他的表叔沈从文

一，常德的浪漫

要描述黄永玉的文学生涯，如果要勾勒他与不同作家的交往，首先要写的是沈从文。不仅因为沈从文是他的堂弟，还因为沈从文给他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大约在1946年，当黄永玉第一次出版他的作品时，他使用了他的真名“黄永玉”。沈从文说“永玉”只是一个家境殷实的有钱人，适合做“布店老板”，而“永玉”却始终明亮通透。黄永玉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出版作品时不再使用“黄永玉”而改为“黄永玉”。从那以后，“黄永玉”这个名字得到了确认，而它的真实名字并不为人所知。

黄永玉与沈从文关系密切。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所以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两个家庭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经历了黄永玉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1922年在湖南常德，有两个来自凤凰的青年游民寄宿在一家小客栈里，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他的堂弟黄玉书。沈爱文学，黄爱艺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个表妹生性乐观。即使身无分文，拖欠房租，客栈老板不断催促他们搬走，他在自嘲中依然表现出幽默和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树遇到了来自凤凰苗族乡的女孩杨光慧，她是常德女子学校的美术老师，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对于黄玉树的这段感情历程，沈从文说得相当生动:“表姐跟她是美术系的同学，平时整天洒脱地唱歌。结果当然很快就火了，找到了他的热情。”他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自从遇到杨老师，我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定要坐在大风琴旁边，一边弹琴一边聊天。像往常一样，我站在后门欣赏城市风景，看风。江太太来学校时，我给了暗号后，钢琴会突然弹起来，但老太太笑着说:“你弹钢琴这么热情！”对客人表示礼貌，但客人忍不住脸红。因为“弹琴”和“谈爱情”发音相同，老太太的意思不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给表妹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哥不停地向沈从文作揖，求他给杨小姐写一封鬼信给自己。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时，是个官文书，为他起草文书，偶尔也为别人题字。读这本《传奇技巧》时，我们知道他也是表妹情书的作者。谁能想到，在1923年去北京闯荡文坛之前，他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演。

沈从文回忆说，表妹欣赏他写的情书:

两人回到客栈，表哥连续输了十几次，让我代他写封信，他却让自己躺在床上哼起了曲子。信写好读给他听后，他会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和钦佩。

“兄弟，这下好了，你可以举报了！”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展开了浪漫的爱情。1923年，沈从文离开常德，只身前往北京，开始了他的文学之旅。表哥说得对。几年后，他仰慕的表妹真的成了文坛上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树留在常德。同年，黄玉书和杨光慧在常德结婚。一年后，1924年8月9日，他们的大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把他带回了凤凰城。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二、“读大书”中的徘徊

世界上能说服黄永玉的人不多。但在少数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名第一。和黄永玉聊了很多年，听到他提的最多，语气也比较恭敬。沈从文总是不可或缺的。沈从文无疑是黄永玉与文学长期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我知道黄永玉其实和沈从文有关系。1982年，我在全国文联采访时认识了沈从文，然后去他家看他，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黄永玉的长文《太阳底下的风景》。由此可见，沈从文非常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里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说:“黄永玉很聪明。他通过自学画画和写文章。他的风格很独特，有很多变化。”当时我主要学习现代文学，对沈从文和萧干很感兴趣。这样，我就从沈从文那里得到了黄永玉的地址。我已经认识将近三十年了。

很多人都写过沈从文，但最好的是黄永玉。1979年底，黄永玉完成了一篇长文《太阳底下的风景》。文章的最后一段总是给人丰富的想象和许多感触:

“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这个小山镇经常会让孩子产生把自己奉献给其他地方的错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协调的，也是充满悲伤的，以至于我和叔叔都在12、13岁的时候背着一个小包袱，沿河而行，穿过洞庭去‘读另一本大书’。”

的确，他们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对漂流情有独钟。沈从文和军营一起沉浸在湘西的山水之中，然后独自离开家乡去了北京。黄永玉也很早就离开了父母，在江西和福建四处流浪。在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地寻找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他们非常不同。沈从文到北京后，基本确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几年后，他以自己的才华吸引了徐志摩和胡适的青睐。于是，湘西的一个“乡下人”在主要留学欧美的“京派学者”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黄永玉不一样。由于时代、年龄、机遇、性格的差异，他一开始并没有像沈从文那样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他漂泊的频率比沈从文更高，他眼中的世界更广阔。十几年，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省……他几乎一直在流浪，很难在一个地方多呆几天。在他流浪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艺术风格吸引了他，有些成为了他谋生的手段。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打滚、爬、打，他才变得更加成熟。在气质和适应能力上，他可能比沈从文更适合流浪。

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没有青春流浪的后来的黄永玉。

漂泊让他看透了世界，看透了世界。漂泊也向他展示了各种生活方式和技巧，锻炼了他适应复杂社会的能力。在一个动荡的世纪里，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显然比沈从文更加冷静和老练，同时又有着另一种“野性的精神”。

“他不像我，我也永远学不会像他一样。我有时怀着极大的感情诅咒和憎恨一些混蛋。他是对是错，但他更宽容更宽容。所以他能写这么多小说。不行，我生气，连稿纸都撕了，扔在地上也不生气。”黄永玉曾经把自己和沈从文相提并论。

第三，“人生才刚刚成熟。”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具体而直接地影响和传承文学创作，因为两人在文学观念和风格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文学情怀的内在联系，以及对家乡的深深眷恋。

黄永玉回忆说，他小时候在凤凰遇见沈从文，也就是1934年沈从文回到家乡看望病重的母亲时，给张兆和写了一封信，写了《湖南游记》。那时黄永玉只有十岁。看到他着急的样子，她只问了一句:“你坐过火车吗？”听到答案后，她转身跑开了。他描述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一天晚上，我和一群孩子在夫子庙前的文兴街玩一个真正的杀人游戏。突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家有个北京客人！

……

那人和祖母坐在火炉边的一张矮凳上，轻声交谈着，转过头来看我。

“这是老板吗？”那人问。

“是的！”奶奶说:“下面还有四个！真的是王鼎不繁荣！”

“嘿！”我问:“你是北京人吗？”

“怎么这么语气？叫二叔！”奶奶说:“是你表哥！”

我笑着看了看他周围，普通，穿着灰色的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吗？”

他点点头。

“那就好！”我立即冲出房门，继续战斗。一切都是那么冷漠。

大约五年后，十五岁的黄永玉第一次读到了沈从文的作品。此时，他漂泊在福建，离开集美学校后，在德化县一家小瓷器作坊当苦力。有一次，他用老板送的一块钱去理发，用剩下的七毛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然而，此时他看不懂它。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偶然得知表妹的儿子成了樵夫。1947年2月，在关于黄永玉父母的长篇故事《一项传奇的技艺》中，沈从文写道，他第一次看到黄永玉战后在北平的木刻及其印象:

抗日战争第八年，和平的胜利突然到来，十年不服从的亲友逐渐恢复了通信。我和家人从云南昆明的一个村子回到了老北平，收拾残局，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突然，一个十几年没有我消息的朋友发来了新的诗集。有些木刻插图是黑绿套印的，充满了天真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一种全新的印象。不仅可以看到作者心中的智慧和热情，还可以发现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抒情诗。没有对诗歌的深刻理解，很难做出如此明确的回应。一打听才知道，作者的文化程度还不如初中，年龄只有二十岁，是在八年战乱中长大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竟然是两个默默无闻终老的美术老师的长子。13、14岁时，他离开了所有的亲人，流浪到一个陌生而广阔的世界，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疾病、失意和逃亡。他在各种卑微的工作中短期稳定，随后长期失业，如散漫地四处漂泊，在景德镇烧瓷器，在外地做棺材里的学徒。

从此，流浪的表兄妹们开始有了联系和联想。

1947年初，黄永玉把40多幅木刻作品送到北平，希望得到身边人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技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是沈从文对黄永玉及其绘画最早的借鉴。

沈从文不仅欣赏和喜爱黄永玉的木刻作品，还把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干、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帮助和支持他。这时，黄永玉刚刚入沪，他的木刻艺术脱颖而出。沈从文的推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交往，促进了他的事业发展。1947年在上海，汪曾祺和他开始成为好朋友；1948年在香港，萧干帮助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艺术展。因此，年轻的黄永玉在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首次亮相。

时隔30多年，1979年，沈从文在编撰《文选》时，为老文《一门传奇的技艺》专门写了下面一段关于黄永玉的话，其中写道:

至于30多年前对永裕的预测，从近30年工作生活的发展来看，一切当然接近令人担忧。永玉聪慧能干，性情明朗，对事情和事物反应迅速。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虽然挫折像往常一样不可避免，但在诸多挫折中，她始终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了来自内外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工作中不断取得突破和进步。人生刚刚处于成熟阶段，生命力旺盛，这一点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给人留下了非常生动的印象。吸收强，消化好。如果我们善用它的长处，适当地限制自己的精力，不在无意义的世俗娱乐中消耗，我们一定会走得更远，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真的意料之中的。世界艺术被新的内容所丰富只是时间问题。

爱，真诚，率真。晚年的沈从文以这种方式书写了他对黄永玉艺术成就和人生态度的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