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历史变化和价值。 朱棣是历史还是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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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宫的历史变化和价值。
2. 明朝和清朝时期的建筑各有哪些特点
3. 天津风俗的来历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房屋九千余间。

北京故宫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设，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它是一座长方形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围有高10米的城墙，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600年故宫风雨变迁

《大故宫》最直观的物质载体，是紫禁宫殿。紫禁城宫殿既依靠中华文化养育， 又成为中华文化宝库。 一方面，紫禁城作为皇家宫苑，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华； 另一方面，紫禁城打上辽金元明清时期（即第三个千年）多元文化的烙印。中华 文化，百川归海，文物精粹，汇聚故宫。民居为室，帝居为宫。这种汇聚与溶合， 从宋宫到元宫、元宫到明宫、明宫到清宫，分开剖面，来做分析。

从宋宫到元宫。中国历朝帝王都重视文物的搜集和珍藏。殷商文物多集中于 宫廷和宗庙。周朝文物珍品收藏于“天府”、“玉府”。秦朝阿房宫汇聚战国七 雄的珍宝。汉朝“天禄”、“石渠”，则是汉宫贮藏珍贵文物及图书之所。到宋 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北京故宫的直接收藏，可以上溯到北宋汴梁，曲折历程， 已有千年。宋代宫廷收藏丰富，靖康之乱，典籍宝器，悉归于金；宋高宗迁都临安， 又广泛收藏。蒙元兴起，先灭金朝，再灭南宋。南宋灭亡，宫廷收藏，转入元上都（今 内蒙正蓝旗），元鼎迁到大都（今北京），这批文物也运到大都。 从元宫到明宫。忽必烈迁鼎大都后，兴建大都宫殿。明永乐帝在大都宫殿基 础上，规划营建紫禁城宫殿。

其一，大都宫城与苑囿的格局，体现草原文化以水为重的理念：太液为主， 宫殿为客。明朝以农耕文化为重的理念，与其相反：宫殿为主，太液为客。两种文化， 相互溶合。

其二，宫殿布局，兼取其长。大都大内（皇宫），延续元上都围帐式建筑，就是大汗的御帐居中，其他王公贵胄帷帐分列左右。明皇宫前三殿与后三宫的东 西两侧，不是用围墙区隔，而是用以廊庑殿阁来围合。这是吸取蒙古围帐形制在 宫殿布局上的运用。

其三，宫殿内装饰“四壁冒以素绢”，显然墙壁像蒙古包；殿阁的丹陛，“丹 陛皆植青松”，殿外就像是绿色树林或草原。（萧洵《故宫遗录》）明宫殿则引入地毯。

其四，元大都的隆福宫和兴圣宫，明朝则变成西苑，正德帝的豹房，嘉靖帝 的西宫，就是将宫殿与苑囿结合在一起。其五，明兴元亡，明大将徐达将元朝内府所藏，运到南京；永乐帝迁都北京， 这些宝物又由南京运到北京。

从明宫到清宫。清迁鼎北京后，对故明宫殿“因胜国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日 下旧闻考》卷九）。就是清朝对原明朝宫殿，既沿袭其原状，又做增减改建。例如：

其一，坤宁宫既如明朝作为皇后正宫，又改作萨满祭祀的殿堂。萨满文化古 代普遍流行于森林与草原两大文化的广泛地域，西起天山南北，南界大体以长城 为限，北达贝加尔湖，东到库页岛（今萨哈林岛）。紫禁城子午线即中轴线上的 祭祀只有两处：一是永乐建的敬奉道教的钦安殿，另一是清敬奉萨满的坤宁宫。 这是典型的农耕、草原、森林三种文化在紫禁城的碰撞与溶合。

其二，藏传佛教进入宫廷，雨花阁、佛日楼、梵华楼、雍和宫等，将藏传佛 教引入宫廷，则是藏、蒙、满一次大的文化融合。

其三，“三山五园”、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围场等，都是清朝满、汉、藏、 蒙、维、回等民族，农耕、草原、森林、高原等文化，彼此溶合的典型苑景。

其四，满、汉、蒙三种文体的《大清历朝皇帝实录》，清宫修刻的《满文大 藏经》、《藏文龙藏经》等，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的石碑，以及满、汉、蒙、 藏、维五种文字汇编的《五体清文鉴》等，都是农耕、森林、草原、高原文化相 融合的产物。

其五，明亡清兴，明朝宫廷藏品，又为清廷所有。所以，清宫承接的文物， 是中国历代宫廷收藏的总汇。

从文物层面说，这些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表现，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如：语言，文字，书法，绘画，瓷器，珐琅，音乐，戏剧，京戏，舞蹈，典籍，档案， 建筑，园林，文玩，家具，服饰，烹饪，丝绸，刺绣，茶道，工艺等等，这些传 统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其精华在紫禁宫殿都有集中的展现。在故宫博物院 文物中，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论地域，囊括了古代中国各 个地域的文明精华；论人文，包容了汉族和古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论类 别，包含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几乎所有门类。如书法，故宫藏品从甲骨文、钟鼎 文，直至晋朝开始形成的书画艺术。此后，历朝名家名作，几乎一应俱全。如陶 瓷，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彩陶，经两宋五大名窑，元青花瓷，明白瓷、釉里红等， 到清粉彩和珐琅彩等，无不收藏。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各类文 物藏品中——现在故宫博物院分为二十六类，都得到了充分映现。清代帝王特别 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帝制时代的顶峰。

从精神层面说，这些文化的精神表现，忽必烈建大都城的恢宏胸怀，永乐帝 治理帝国的雄才大略，康熙帝“皇舆全览”的博大气魄，农耕、草原、森林文化溶合， 才有了北京城，有了紫禁宫殿。 元代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汉族语言、文字都保留下来。清朝也没有在汉 人中强力推行满语、满文，使汉族语言、文字保留下来。所以，在世界四大文明 古国中，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延续五千年，连绵不断，起伏演进，只有中华民族， 也只有中华文明。 因此，明清皇宫及其文物，是中华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集中体现。一脉 相承，百川归海，是“大故宫”最突出的文化特色，也是大故宫之所以“大”的 内在原因。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文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文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2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4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4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厢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额巨，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

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尤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清代中叶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无不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