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身份解构”现象，即去除了帝国时代不平等的“主体观念”，进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具有平等身份的同一个人。在新旧身份体系和观念的更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产生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危机。

一般来说，人们的身份往往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影响着袁世凯的身份。1895年后，民族主义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袁世凯是清廷中具有改革思想的汉族高官，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家，袁世凯的世界观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的民族主义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他可能从未听说过达尔文、赫胥黎或斯潘塞。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西方，袁世凯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受表明他的思想有西化的一面。而袁世凯的家世、地理、社会经历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成为袁世凯精神世界最复杂的一面。

袁世凯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过渡时期，新旧观念混杂并存。从80年代开始，袁世凯在朝鲜驻扎了12年，一直和英美日俄外交官一起对抗傈僳族。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段经历也是一段深入持久的跨文化交流经历。1895年回国后，袁世凯奉命在小站训练，至今仍从事翻译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总之，我们不能把袁世凯视为一个纯粹的传统政治人物，他的跨文化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焦虑不容忽视。事实上，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袁的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现象，而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普遍性问题。正如萧所说:“几乎在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曲折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而戏剧中的革命性变化所带来的相当大的政治和个人不安全感，也使得个人不得不面对身份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建构或重建身份。”。革命是一种政治秩序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生活习俗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会引起人们的身份问题。

1912年2月16日，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袁世凯悄悄剪掉了辫子。前一天，孙中山从南京致电袁世凯，称赞袁是“中华民国第一个华盛顿”。民国初年袁世凯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的个人身份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身份问题。袁世凯的身份危机放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仍然是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考察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转型和文化认同。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力量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推翻清朝”。对于清廷和袁世凯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政治含义:对于清廷来说，这是决定清廷皇室存亡的改朝换代；对于南方革命势力的潜在“合作者”袁世凯来说，这似乎是一场关系到其政治命运和文化身份的“身份革命”。在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东方革命”，其特征是长期的“双重权力”，其间革命者与旧政府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博弈。总之，东方革命带来的“双重权力”竞争，也是一场漫长的“新旧冲突”。辛亥革命不仅引发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新旧冲突”，也带来了袁世凯身份的革命性变化。

袁世凯一生交游甚广，但最能理解他心理的人，大概就是徐世昌了。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发布“嵩山四友”令，许世昌在嵩山四友中名列第一，可见许世昌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在徐世昌的赞助下顺利回国。徐世昌曾这样评价袁世凯走向共和主义的心路历程:

袁世凯得到了国家的宠爱，却不肯从孤儿寡妇那里得到，这就批判了后世的世道...于是，一开始他表面上保持着一个干净的房间，接着讨论君主和民主，接着强调民主，最后清朝皇帝退位，自己当了总统。.....没想到，南方第一次选孙中山当总统，项城的总统是孙中山推荐的，这是项城没有预料到的。

辛亥革命后，现有的政治结构被打破，各种政治力量竞相争夺。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下，政局的演变是很可预见的，袁世凯也是。在国家制度问题上，袁世凯原本打算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当北方特命全权代表唐·离京南下时，袁世凯对唐氏会谈表示，目的是“以和平解决为主”。所以在南北会谈中，他“曾经讨论过召开代表大会，把君主民主的问题当作全民公决，认为这是改变的途径”。但孙中山突然回国改变了这一约定，打乱了袁世凯既定的政治计划。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旅行，接到黄兴的密电，才知道武昌起义爆发，然后从欧洲返回。孙中山抵达香港后，向谢良木等革命党人了解了国内情况，并与胡、一起赴上海筹划和组织“统一政府”。1911年12月27日，唐·致电袁世凯，告诉他:“体察东南各省民情，提倡共和主义，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最近，由于新的两艘宇宙飞船和孙文来上海的价值，它正在讨论组建一个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加剧了南北双方在“国体”问题上的争论。当然，孙中山知道他突然被任命为临时总统有许多违规之处。因此，他在1911年12月29日致电袁世凯，解释说:“由于东南各省长期缺乏统一的机构，很难采取行动，因此有必要组织临时政府以求生存。文很难判断，所以他不得不暂时担任这个职务。公党以转梗当家，即明知一万亿元属于希望，但目前的状态却忍不住引疑避己；所以，文字虽然暂时欠缺，但徒然等待之心，日后终于可以显露。”

1911年12月29日，袁世凯与《大陆日报》记者谈话。袁说:“于禁决定反对人民军定的召集大会的方法，因为人民军的要求是片面的想法。如果这个聚会不足以代表一个群体，那就和戏剧没什么区别。所以俞主张召开这次会议，其成员实际上必须代表各省的性质。”袁还说“他还是主张君主立宪，说民主共和不一定容易成功”。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仍然“信南方之言，在清朝皇帝退位后选他当总统”，所以他仍然把自己当成清朝的“忠臣”。但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后，袁觉得“南方的推荐不太靠谱”。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要想继任临时总统，前提是袁能先“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再“成为民国国民”。

袁世凯在南北清帝退位谈判中，精明地扮演了“中介沟通”的角色。这一举动为袁世凯解决了身份转型的困境，使他实现了从“臣民”到“国民”的体面转型。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就像当时人们说的“袁世凯不赞成和谈，南北就没有和谈的事，和谈容易搞”。南北和谈虽然涉及很多问题，但真正能解决袁世凯身份转换困境的问题是“国民议会公投”。袁世凯认为，要解决“国体”问题，就要“将全国人民的意志概括为仲裁，适用各国普通选举法，选举议员，代表全国人民决定”。国民议会公投既能给清廷“体面一步”，又能解除袁世凯“劝退”的责任，在形式上维持君臣之道。相比之下，南方革命党作为中国新兴政治力量的代表，并不具备袁世凯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国家认同”有着旗帜鲜明的特点。1911年12月31日，唐·致电袁世凯:吴·称共和有利于蒙古人民，如“免为奴，向其进贡等。，一旦解释了，他就会相信服从”。吴的言论虽然是针对“蒙古王子”被“免为奴”的，但其用意是敦促袁世凯尽快支持共和制度。

毕竟袁世凯在乎的是总统这个位置。他绝不会因为“国体之争”而与南方决裂。他需要利用南方革命力量胁迫清廷退位，以实现当选总统的愿望。1912年1月1日，袁世凯在接受一家德国报纸记者采访时说:“在余出山之初，他就想到与人民军队和平解决，以避免战争灾难。因此，这次他与人民军谈判和平，并暂时休战。.....为了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达到君主立宪的目的，但今天我筋疲力尽了。”然而，表面上，他仍不得不对南北和谈表示不满。袁世凯于1912年1月2日首先致电唐·，“允许其辞职”，随后与南方代表吴·直接通电话，商谈南北和谈事宜。1912年1月4日，袁世凯致电北方诸军诸侯，指示“当你们听说上海革命党有决裂的意图时，应期待作出严格的准备，如革命军前进，应痛定思痛”。同一天，袁致电南方会议与和平组织代表吴，指责他说:“在任总统的当天就发誓要驱逐清政府，这与原会议解决的问题是背道而驰的。我想问问你的代表，选举总统的目的是什么。”袁世凯急于拿下总统宝座，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袁世凯开始积极迫使清廷退位。袁使用的方法大致有五种:一是用军费要挟亲贵族的王侯；二是清朝皇帝受驻外使节退位的胁迫；第三，用内阁的话恐吓威胁玉龙太后；第四，利用前线军官要挟清廷退位；五、以优惠条件诱导房间清洁。就这样，袁世凯把“去留”的问题留给了清朝皇室，而自己则以“丞相职位不可能决定救国与否”为由，彻底推卸责任。

清朝皇帝退位后，严重的金融危机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1912年1月7日，日本驻华大使馆翻译高伟拜访袁世凯。高卫从谈话中得知，清廷的财政状况“极其窘迫，军费极其紧张，依然如故。前几天慈禧太后虽然拨了国币用于军费，但也是杯水车薪，无助大局。其他王室仍在犹豫，不能指望任何贡献。”。一方面，清廷无力维持财政，没有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袁世凯故意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存在对清廷施加压力，命令北方军和南方军不要开战，以“继续和谈”为由，与南方革命军一起推翻清廷。1912年1月9日，袁世凯致电自己的心腹湖广总督段，指示:“希望你也召集全军遵守。我仍然担心会有一连串的电报往来。双方必须同时通知汉口领事，将他们移交给两军，并认真申报前序。除非有与和平决裂、重开战争的通知，否则不能发动战争。”袁世凯的行动虽然是秘密的，但最终还是引起了外界的怀疑。因此，围绕袁世凯对“共和”和“帝制”的态度，引发了对袁世凯政治身份的“猜测”，各种针对袁世凯政治身份的谣言也铺天盖地。

南北和谈期间，中外势力在清朝去留问题上博弈，局势难以预料。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下，袁世凯仍然把自己当成清朝的“臣民”。因此，袁对国民制度的态度一度主张“君主立宪”。1911年11月22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的心腹罗燕谒见袁世凯，探讨其政治态度。袁说:“我从出山开始就拥护君主立宪，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在罗氏的质问下，袁说:“我主张君主立宪。”但袁世凯其实并不在乎“君主立宪”、“共和政体”。他真正关心的是“外力的态度”，是否能如愿当选总统。当时各国大臣的意见都是“在中国都赞成君主立宪”，直接影响了袁世凯，使他倾向于采用君主立宪制。根据罗氏的观察，外界推测“袁会当总统”，但袁世凯的心思还是让罗氏捉摸不透。罗氏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昨天见到袁的时候，我很自由，我好像很有把握。我不知道他的心是什么样的。窃取总统无益。”这次谈话隐约表明，中外势力开始怀疑袁世凯支持“君主立宪”的诚意。换句话说，袁世凯在清朝的“臣民”身份受到了外界的质疑。

袁世凯在选择“臣民”和“国民”的身份时特别谨慎。袁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使他不敢轻易放弃“臣民”的身份。1911年11月23日，袁世凯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让《泰晤士报》记者感到:“袁志的语气似乎是确信十分之七的中国人还是老派，但只有十分之三的人同情改革。即使建立了共和国，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另一个老式的党和革命，建立专制政权。这样内乱持续下去，或者十几年都解决不了，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要遭殃。”袁世凯出于对“老派党”的恐惧，不敢轻易接受“共和”，也不敢表露自己的“国民”身份。但南方革命势力鼓吹共和，强迫袁世凯在南北和谈时表态，甚至要袁世凯逼清朝皇帝退位。这让袁世凯异常艰难和无奈。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张謇是最能理解袁世凯思想的人之一。早年张与袁有师徒之谊，张謇深知袁世凯是个“趋利避害”、“忘义”的人。所以，张謇知道，袁世凯作为清朝“臣民”的身份是时代所迫，他真正关心的是“权力”。1911年12月下旬，张謇致电袁世凯，给他一个“政变逼宫”:

也就是说，不从朝廷退位，在家看不见听不见，永远不要放弃老人的希望。除非有一个能让朝廷退位出去的势头，否则没有想到金诺宗会走到公家的屏障。在湖北和华北的军队中，对世界大势有着真诚和新鲜认识的人。但是，作为段志全这一代人，他们都会在大众的指挥之下。据推测，前敌军应该发电报要求政府拨乱反正:虽然士兵不在政权的参与者之列，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未来，但他们绝不能陷入南北之间的僵局。提议的措施，请政府采纳批准，否则士兵们不允许在这种时候作战。如果是这样的话，朝廷会大吃一惊，民众和狄青会被抛在后面，也就是民众充当保护，派出护卫护送出热河，就可以决定大事了。

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张謇与袁世凯秘密交易的重要材料，揭示了军事力量最终对决定中国国家制度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张謇极力主张，袁世凯仍然不敢轻言共和。1911年12月26日，袁世凯给赴俄公使陆征祥批示:“发现俄国公使陆征祥等人打电话，语意变得更共和。和使者争论也是真的，我偷。如果你想留下来，没必要制定法令。”但孙中山后来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给袁世凯带来了新的政治压力。袁世凯必须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做出快速选择，以改变不利的政治局面。袁开始面临政治身份的选择。1912年1月1日，德国报纸记者采访袁世凯时，他发现:“袁世凯说话时，相当恼火，让人知道他太担心了。”关于袁世凯被臣民和国民纠缠的微妙心态，张国干有一句经典的论述:

在袁世凯方面，未来的大总统早已是以唐和南方为代表，但袁当时的地位在清廷和北方仍有种种影响，这表明他对国家的忠诚和他竭力掩盖自己威胁“禅位”的真实面目。却发现孙中山把自己藏在山洞里，完全暴露在玄之下，让他无法躲闪，更别说两边耍花招，让他知道“事已至此，再无他属”，也可以指望他不能翻脸。

袁世凯既想当忠臣，又想当总统，孙中山确实是个“隐藏的洞”。1912年1月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你的苦心已被他人原谅。如果你用你的力量，不为战争而努力，完成人民的愿望，保证人民的和谐，你收拾房间就得到幸福。推功使能是舆论。正文是各省推荐的，誓言在。只有这颗心，日复一日。如果文字很有诱惑力，就会被误解。”从1月2日起，袁世凯取消了唐·的北方会议全权代表资格，而“直接电商”吴·担任南方会议全权代表。从公开谈判开始，袁世凯和吴进入了“直接电子商务”的秘密谈判阶段。袁世凯此举的一个主要考虑是防止消息泄露，因为现阶段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清帝去留问题。然而，袁世凯与吴的秘密谈判仍然引起外界的怀疑，各种反对袁世凯的谣言层出不穷。是华南总代表吴泄露了内幕。

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吴给武昌各省省长和军队的电报，声称“停战因清朝皇帝退位而延期”。在这次秘密磋商之前，会先公布。现在我们有了线索，过几天就有定论了”。吴典发出后，立即产生了“动摇和迷惑”舆论的效果。社会上流传着“朝廷已经退位，大臣们赞成共和”的谣言。北方的蒙古王公打电话给袁世凯说“坚持君主立宪”。迫于压力，袁世凯不得不说“不避艰难，从王”。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勋统率的东北军也开始组织“王琴军，准备进军”。其中“东三省全体将士”致电袁世凯内阁，宣称:“还有传闻朝廷要退位，大臣们赞成共和制。可以惊讶但奇怪，为什么不。在军队等。，他们也知道国家不可能一天没有君主，即使时局艰难险阻，君亭的政治也不可能在这里走出来。但中外讨论一开，人就害怕，大局就动摇了。我劝你表达出来，是为了解释群体疑惑，平息谣言。”东北八旗子弟也说，如果革命党“无论如何还是不去”，就决定“组织夜魔侠队伍，依附于北方军，定期南下”。

更有甚者，以宰泽为首的满清皇室少壮派还组织“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他们现在支持铁良掌管北方军，对南方革命军采取积极的仇恨政策，并开始对袁世凯采取威胁行动，袁世凯及其亲信也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据报道，铁良是“刺杀袁世凯的主谋”，这使得袁世凯在北京的处境非常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经过北京东安门外的丁字街时，“有人投炸弹打伤了警卫队而死，数名士兵和警察受伤”。1月18日，袁世凯与民政部部长赵秉钧会签圣旨，宣布:“现在人心不平静，首都重要。令民政部、都督顺天府、都督冯、都督蒋贵体尽最大努力保护地面，维持秩序。”1月21日，袁世凯在给梁定芬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困境:“内心的是主要的，国家危在旦夕，党与民众猜忌之地隔绝；在外面，他们支付微薄的援助，这个团体想展示他们利用利润的想法。不仅是共和独立的警告，每日盈于耳，弹手枪霸饮，咸及报复也有。危险是危险和困难的。”

随着反对袁世凯的各种谣言继续在北方文武界流传，袁世凯的政治地位有动摇的危险。为了消除谣言的影响，袁世凯采取了紧急措施。第一，他公开声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就是“表象”；二是采取各种措施辟谣，控制舆论。1912年1月23日，袁世凯正式宣布身份。这一天，袁世凯授权美联社发表“声明”:

我的一切行动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不是革命者或者拥护君主制的人的利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继续担任总理，直到我能够创建一个国会，选举议员，或者为大多数中国人探索一条合适而正确的出路。

考虑到革命党领袖的态度，普选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能够尽快建立某种形式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如果有人有能力，愿意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寻找出路，他愿意辞职，交出政权。

这里的一些外国大使馆敦促我承担责任，希望我继续主持国家事务，这表明他们对本届政府有信心。

袁世凯之所以通过“美联社”发表声明，显然是出于超越南北政治纷争、凸显“民族”立场的考虑。袁世凯通过美国通讯社宣布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他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社会党”，而是中国的“国民”。袁世凯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全国人民利益的“国民代表”，而不是“党代表”。至此，袁世凯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政治身份:脱离各方利益的“国民代表”。袁世凯在“宣示民族认同”后，开始对孙中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迫使孙中山在谈判中让步。

1月26日，袁世凯给临时总统孙中山发了一封密电，说:“我的大臣现在被迫在一个可疑的地方。如果和谈仍然失败，他决心退休，永远不想看到大局被侵蚀。但君主政党的意见被激怒，急于冒险，比如借洋兵等危险行动，必然会实施。重要的是请大家互相迁就，维护大局。”随后，袁世凯加大对清廷的压力，迫使清帝退位。此时清廷仍希望“笼络”袁世凯，保住他“清廷臣民”的地位。因此，1月26日，清廷特别称赞袁世凯的“忠义精神”，称赞他“忠于国家，勤劳工作”。上任以来，他谋划了休谟和匡襄的大局，取得了很大成就。锡封一等侯爵，以赵书奖，不作固言”。1月27日，袁世凯奏清廷。一方面，他恳求收回“骑士爵位”。另一方面，他说他不得不放弃“君主立宪制”的困难:

进朝时抱着君主立宪的目的，希望挽回大局。虽然近年来军队逐渐扩大范围，但山东省取消独立，意味着其初衷可以预期实现。是汉口刚倒，水师继谋反，汉阳既克，金陵失守。友邦保险为了尊重人性、利益战争、商业而出来介绍，于是派代表讨论大局，咨询了十天，无效。民主党坚持不迁就的共和主义，而腹地各省时有危险，因为它是直的，河南咨议局和它媾和。最近库伦、伊犁、呼伦贝尔等地也相继发生变化，有了几百年的筛汉，也有倒戈的。我又担心又焦虑，担心大局破裂，担心社区，只好榨干真相。我被孟慈召见问群臣，也是这么要求的，所以被召集临时议会公投。大臣野心之初，曾与之背道而驰，但仍希望国会开，或不偏重共和，君贤仍有希望。是召集之地，是官方选举法，不可谈判，而陆续召集的，不仅仅是期待时代的士绅，成就斐然的诸侯，达到外势的使节，也就是各个港口的商团公会，更是坚定的拥护共和。我一个人坐着沉思，每次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人心那么远，为什么国家潜力那么难维持。

毫无疑问，袁世凯的追悼会不仅是他逼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脱离”清廷的自白:放弃清朝的“臣民”地位，成为共和国的“国民”。之后就清楚了，袁世凯借各种势力逼迫清廷退位。但在“臣民”情结的影响下，袁在与南方交涉中，以“政治优惠条件”为清帝退位，尽可能维护了清廷皇室的利益。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三条诏令。第一道圣旨同意在中国建立宪政共和国，袁世凯任总统；第二个圣旨说接受了新民国对清朝皇帝退位后皇室的安排；第三条圣旨声明希望恢复全国的和平。这三条诏令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表达了袁世凯试图解决身份冲突的微妙心理，即证明他作为总统的地位是被清帝主动“退位”的，而不是袁世凯“非法”武力获取的。这样，袁世凯似乎找到了自己从“臣民”到“国民”身份转换的借口。

袁世凯对“民族”身份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功利的投机性选择，而不是本质上认同以民族身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从袁世凯剪掉拖了几十年的“辫子”的时间和场合，可以体会到袁世凯在政治上善于算计的微妙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1年12月7日，清廷就已下令“臣民允许自由理发，改用阳历，并要求内阁尽快做好准备”。只是因为清廷被当时动荡的革命运动所压倒，结果就不了了之了。袁世凯没有马上剪掉辫子，尽管清廷已经失去了势头。直到1912年2月15日，南京元老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第二天下午袁世凯剪掉了辫子。那天，负责给袁世凯剪辫子的不是专业理发师，而是他的心腹秘书蔡廷堪，只有他的儿子袁在场。很明显，袁世凯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空房间里剪的辫子。

毕竟袁世凯的辫子被泄露了，泄密者是蔡廷堪剪刀手。也许蔡廷堪太骄傲了，不愿目睹袁世凯的“编织”，所以那天他兴奋地告诉《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李勋。作为一名资深记者，莫李勋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然而，为了避免猜疑，莫·李勋没有将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伦敦《泰晤士报》，而是将其透露给了《每日邮报》。随后，袁世凯剪掉辫子的消息开始在欧洲新闻界传开。1912年3月3日，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以讽刺的口吻作了如下报道:

最近几个月，中国不仅上演了一场政治革命，而且经历了习俗的变化。中国各大城市正在开展这场倡导欧式服装、抵制中国传统发型的大规模运动。我们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聚集在公共场所，一个个庄严地走上高台。有的高手拿着剪刀当着几千名同胞的面剪掉了辫子。直到现在，袁世凯一直留着辫子。这位精明的投机者和谨慎的政治家总是试图避免这场运动。在前政权，他自然留着辫子；局势动荡时，他还留着辫子，一定不能太明显地离开宫廷阵营。但皇帝退位，皇室放弃斗争，准备流亡。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焕发，下令剪掉辫子。

在法国《小日报》等颇具影响力的欧洲媒体中，袁世凯是否保留“辫子”，体现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辨性质。但需要注意的是，萧日报等西方媒体对辛亥革命时期“剪辫换衣”的报道，反映了他们“西方文明优越”的傲慢世界观:西方代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国代表落后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中国旧体制阵营的袁世凯，以及他身后的辫子自然成为西方媒体冷嘲热讽的绝佳素材。毕竟袁世凯剪掉了南北和谈后拖了几十年的辫子。在欧洲人眼里，这真的象征着欧洲文明的胜利。但东西方文明的竞争绝不是袁世凯编织的那么简单。袁世凯剪掉辫子后，中国儒家文明对西方政治文明依然表现出强烈的反抗。

表面上看，袁世凯剪辫子是顺应欧洲文明主导的时代潮流的必要举措。事实上，欧洲文明在中国似乎占了上风，但它仍然浮在水面上，缺乏基础。就辫子而言，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刻意选择了剪辫子。这个时间的选择当然是非常谨慎的政治考量，也说明传统的忠孝伦理对袁世凯还是有约束力的。辫子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以辫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传统忠诚观念却不容小觑。袁世凯的辫子掉当然是一个高度理性的政治选择:如果他想就任临时总统，就必须剪掉辫子，与君主专制一刀两断。但袁世凯不得不承受来自清朝遗民的攻击。武昌起义后，时任翰林院编辑的叶公开指责那些“剪辫子、换衣服”的人是“利民除恶”。晚清历史学家云·丁于曾认为剪辫子是“亡国之举”，会“混淆视听”。袁世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自然需要考虑所有这些理论。以上言论都集中在政治文化上，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编织运动并不是纯粹的政治革新运动，确实具有新旧文化竞争的意义。新旧文化的冲突落实到历史当事人身上，最终表现为内心精神世界的斗争，导致历史人物的身份冲突，袁世凯也不例外。

根据南北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袁世凯作为“新中国”的国民，自然有资格继任临时总统。如果说袁世凯的编织象征着身份从“臣民”向“国民”的过渡，那么编织后的袁世凯在继任临时总统后面临着新的政治身份问题。对于袁来说，“大总统”毕竟是舶来品。他其实并不太了解共和体制下“总统”所象征的权力、地位、荣誉等政治内涵。由于对西方政治文化缺乏了解，袁世凯只能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去想象“总统”的权力边界。时任袁英文秘书的批评袁世凯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一无所知，他说:“袁世凯不知道共和国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共和国必须优于其他形式的政府。”所以袁世凯一开始对总统代表的权力多少有些盲目乐观。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致电临时总统孙中山，称赞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共和国是最好的国家，得到世界的承认。”

袁世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从来都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实现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虽然孙中山在清朝退位后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但孙氏在退位前重新确立了“大总统”的权威。本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即总统承担“实际政治责任，是政府的主人，可以操纵议案，掌握军事权力、战争权力和设立法院的权利”。但孙中山等革命者终究不信任袁世凯，为了限制袁的政治权力而制定临时宪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即让“大总统”成为没有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事实证明，这只是革命者的一厢情愿。因为袁世凯毕竟属于权贵派系，无论如何，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都不会心安理得。

亨利。19世纪“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梅因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历史规律:“到目前为止，进步社会的一切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进步的社会运动，它不仅结束了君主专制，建立了东亚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引发了民众的身份变迁: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变迁。

辛亥革命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名教”理论体系是以“等级认同体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种认同体系反映了不平等的个人依附关系，是集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的认同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废除了以前的君臣关系，建立了法律上人人平等、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产生了国家认同。在身份由“臣民”向“国民”转变的浪潮中，袁世凯也随着潮流完成了身份的转型。然而，在袁身份转型的历史深处，也涉及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

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表面上革命者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文化获得了强势地位，但传统的“天下之家”、“忠孝”观念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不会瞬间消亡。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袁世凯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文化心态更值得关注，他的文化身份直接影响着民初的政治发展。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儒家文化体系开始崩溃，造成了原本属于这一体系的晚清官绅之间的文化认同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压力，他们对原有的“主体”身份失去了归属感，对新的“国民”身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袁世凯这个时候的身份问题也应该这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