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前身是什么？普鲁士是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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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各州中，普鲁士是唯一能与奥地利抗衡的势力。

普鲁士是德国领土最广、实力最强、地位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自17世纪以来，它一直影响着整个德国历史。

普鲁士通过扩张领土发展起来。

普鲁士由霍恩索伦家族统治。早在10世纪，霍亨佐勒伦家族就统治着瑞士北部索勒伦山上的一座城堡。到了12世纪，这个家族的代表变成了纽伦堡公爵。

1415年，这个家族的代表腓特烈一世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获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举人的称号。勃兰登堡位于德国东北部边境，经常与邻国斯拉夫人作战，因此其军队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勃兰登堡的选民接受了路德教，夺取了天主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于是勃兰登堡成为一个重要的新教国家。

到16世纪初，选民约翰·西吉斯蒙德以妻子的名义获得了莱茵河下游的克瑞夫兹公爵领地、马尔克斯侯爵领地和拉文斯堡。

1618年，选帝侯赢得波兰-东普鲁士的诸侯国，于是从勃兰登堡跳到勃兰登堡-普鲁士。为了获得东普鲁士，他不惜向波兰国王进贡。

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当选为皇帝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吞并了东波美拉尼亚、韦瑟河流域和易北河流域的几块小领土。同年，他趁波兰新国王登基之机，摆脱了与波兰的附庸关系。

1701年，选举人腓特烈一世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条件，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得普鲁士国王称号。结果，勃兰登堡一选举出普鲁士选民就成了普鲁士国王。

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

1772年波兰分裂时，被划分为西普鲁士，从而连接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勃兰登堡的原始版图只有23751平方公里。到1772年，普鲁士的领土已经增加到194，891平方公里。

普鲁士的崛起有其经济前提。

这个国家是在17世纪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普鲁士经济繁荣有两个原因:

第一，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经济发展。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沿岸的贸易路线转移导致了整个德国经济的衰落和停滞，但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随着贸易路线的转移，南德和中德部分地区不得不寻找向北海沿岸的贸易出口，勃兰登堡成为必经之路。

其次，霍恩索伦王朝实行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促进了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选举人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他就开始奖励工商业的发展。

1685年法国政府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逃往国外。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令接待和优待法国流亡者。到1703年，大约有20，000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和13，000名来自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在兰登堡定居。他们主要是熟练的工匠和能干的商人，从而把资本和技术带到这里。这些新移民建立了羊毛和棉花手工作坊，加工丝绸，并生产天鹅绒、蜡烛、丝绸腰带和其他物品。但是在农奴制条件下，自由劳动的来源是非常有限的。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罪犯和囚犯、流浪汉和乞丐作为新产业的劳动力。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继续执行这一政策，特别是奖励军事工业，如羊毛工业。

普鲁士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因为奉行军国主义政策。

伟大的选举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登上王位，勃兰登堡被瑞典军队占领。他个人意识到军队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决定向瑞典学习，建立常备军。

1653年，他与勇克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勇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力和管辖权；容克同意征收“军事税”来建立一支常备军。在这份协议中，选举人还同意让容克担任常备军军官。从此容克与普鲁士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来，普鲁士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5，460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4%。在欧洲，普鲁士人口占第13位，但其军队数量占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的3/4用于军事。军队里实行盲从，容克的军官可以随意鞭笞士卒，有的士卒因为受到军官虐待，经常自杀。平时军纪很严，但战时军官纵容士兵烧杀抢掠。

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勇克阶级紧密相连。勇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通过实行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他们可以获得新的房地产。第二，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行政机构也扩大了，这为勇克的儿童成为官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第三，加强军事力量相应地增加了军官人数，从而为勇克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军官职位。

勇克阶级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德国的“第二版农奴制”在普鲁士最为突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农民，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再次被耕种。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动租金和代理租金。农奴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4 ~ 6天。1710年，一位官员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地租、劳工、税收、驻军和贡品经常增加，人民难以维持；农奴一直很穷，越来越穷。像往常一样，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逃跑……”

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

最初，普鲁士某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个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腓特烈和威廉却以武力收税。他曾派兵以武力相威胁，迫使Krev和Mark接受新的税收。然后，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了事实上的永久税，从而剥夺了等级会议的主要权力——收税的权利。最后，由于各地税收主要用于军费开支，他把税务事务交给了军方，并成立了一个军事总部，下设一个军事财务室，派军官到各地负责收税。这些军官按军令开展工作，很快就把工作扩展到了整个经济领域，推开了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包括地区级会议和市级自治机关。

通过军事总部，弗里德里希·威廉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体系，这个体系的灵魂是军队。

1723年，他设立了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和皇家领域最高总局”，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军士王”通过管理军队来管理国家，认为专制君主最清楚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经说过:“我是君主，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为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军营式的纪律和等级统治着整个社会生活。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已经完全形成，其公式是绝对主义加军国主义。

历史背景

德国是一个无限民族分离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徒劳的诸侯松散联盟。全国最多几千个州。经过数百年的艰苦努力，德国终于在1871年实现了普鲁士的第一次国家统一，但由于两次战争的失败，国家再次分裂，直到1990年才重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已经成为贯穿德国近代史的主线。为什么说普鲁士的崛起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德国统一的伟大事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位于一个大国包围的欧洲和诸侯国众多的德国之间，人口和领土都不算太大的普鲁士，是凭借什么样的“神奇力量”由弱变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呢？

从1618年到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在德国土地上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的干预，取得了胜利，但却使德国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国5/6的村庄被毁，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贫如洗，与饥饿和死亡作斗争。战后的德国依然是一个支离破碎、支离破碎、王侯满堂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中的WINNER、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国各州的内部和外交独立，每个州都有与任何欧洲国家签订条约的充分权利。就这样，德国的分裂局面终于确定了。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分裂到什么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当时德国有360个独立国家和1500个半独立领土。绝大多数国家都很小。例如，在威斯特伐利亚，每个州平均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这些国家的君主都很自负，无论国家大小，都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军队强大。有时一支军队只有12名士兵。

在空之前这种民族分裂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井然，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有效率的政府，有战斗力的普鲁士，就大不一样了。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是一次温暖细雨的优雅之旅。在弱肉强食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为自己的王者之路铺路。

特征

奉行第一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一个财力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里的陶罐”，始终处于国家灭亡的危险之中。因此，自1701年普鲁士建国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加强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手段。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蒲军军队的数量从最初的7万人激增到2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4%。每年军费开支占政府总预算的4/5。当时普鲁士的面积仅排在欧洲第十，人口仅排在欧洲第十三，但其军队却排在欧洲第四。在腓特烈二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3.5万。曾经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于其他国家，国家有军队；对普鲁士来说，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如此鲜明，其好战性直接促成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进而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容克长期控制着国家权力，成为唯一能够肩负起领导国家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容克国家，公民阶级的力量很弱。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占全国经济总产量不到10%，其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支出；另一方面，在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了行会的传统桎梏的时候，德国的手工业仍然由行会控制，古老的法律法规仍然严格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道路都被封建枷锁无情地堵死了。这种对经济的依赖和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畏首畏尾，屈从于封建势力。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君主。1625年德国爆发了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三十年战争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地主成了农村唯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苦役的农奴制度成为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普遍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计划将德国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促进革命。但这种条件在经济落后、政治分散的德国是不存在的。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还不成熟，大部分还是工匠，基本上还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而且由于强大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全德国被镇压，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由于资产阶级和农民不能完成德国统一的伟大事业，而力量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身上。

③王权强大，资本主义是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容克地主垄断粮食出口，同时免除其缴纳出口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占据了所有军官的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不同于早期的农奴制，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食品和各种农产品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商品，价格上涨，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开始夺取农民的土地，并为大田庄，发展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农奴制只体现了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这种政治制度的保障对于任何现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至关重要的。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普鲁士都是如此。

1848年革命失败后，虽然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保持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然保持着在这个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而国王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有议会，但上院由国王任命的达官贵人组成，下院通过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度保证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所以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可以在民主的幌子下继续甚至巩固。

成因

农奴制加强了容克的政治统治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免费为地主服务，还自带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被任意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囚禁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移。一般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这个制度，就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如今，人们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推行对臣民的奴隶教育”，这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普鲁士的支柱是贵族，贵族的力量在于占有广阔的地产，剥削农奴。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也只能是一个字空。

实行重商主义，注重经济发展

德国向北航行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土，这使得普鲁士具有经济发展的有利地理位置。普鲁士的统治者也视工商业为重要财富。他们修建运河，修建桥梁和道路，统一货币体系，实施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普鲁士也注重开拓海外市场，1788年向英国出口了11000多吨生铁。到1980年代，普鲁士已经建立了三家贸易公司:东地中海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

鼓励移民，接纳新教徒。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国新教联盟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胜利，使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逃避宗教迫害者的天堂。到1703年，约有2万名胡格诺派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占当时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有一定资本的熟练工匠或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损失惨重，普鲁士受益。除了法国移民，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该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人口为240万，其中仅外来移民就占四分之一，高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移民为其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其他德国国家更早实现经济复苏和高涨。

统治者忧患意识强，不易腐败

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侈风格不同，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节省宝贵的军费和政府开支。例如，当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节因其寒酸和肮脏而在欧洲“众所周知”。皇室显赫的成员，无论是王子还是公主，或者公主甚至是国王本人，都吃得很差，食物简单而贫乏，几乎到了吃不饱的地步。因为节俭已经到了吝啬的地步，人们在背后称威廉一世为“乞丐王”。

他的继任者腓特烈二世，有着越王勾践的坚韧和努力。他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勤奋，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你要问自己每件事的细节。他还号召人民勤俭持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侈排场。他平时只穿士兵服，一生只有一件衣服。腓特烈二世死后二十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了他的军队，来到波茨坦腓特烈二世的陵墓。拿破仑用鞭子指着墓碑下的将军们说:“如果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种改革

普鲁士的统治阶级不像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守旧，顽固地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牢牢控制着改革的主导地位，顺应历史潮流，避免失去权力。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改革不同，普鲁士的大多数国王能够坚持改革而不是放弃前人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普鲁士重大政策的一致性，而且保持了整个国家的向上。

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屡战屡败，几近灭亡。战争的惨败和屈辱的和约的签订，让普鲁士人越来越从封建德国和资本主义法国的较量中看到了农奴制社会的衰落。一群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改革旧的封建秩序。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普鲁士开始了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掌管国家大事的斯坦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法令”，使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容克继续占领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一度转向共和，反对君主制。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为了相互勾结，协调利益以巩固政权，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割让的土地和财富迅速积累在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但只有农民破产，失去了土地和牲畜，大量成为半无产者，然后成为资本主义工厂和容克庄园的雇工。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种“经验”为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极好的模式。

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16世纪以来，德国由于分裂，在欧洲人眼中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德意志民族也被认为是一个不活跃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的屈辱和蔑视激发了德国人的进取精神，并把它变成了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因为这种精神，鼓励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东西，大力兴办教育。在这方面，普鲁士的成就最受后人称赞――为了进行民族主义教育，普鲁士于1717年开始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腓特烈二世颁布了《学校条例》，规定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退伍军人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些都为普鲁士未来组建一支纪律严明、高素质的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成为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教育制度改革成为德国未来200年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石。柏林大学成立于1810年，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大学，影响了19世纪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普鲁士，兵役和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在阅读、写作、计算能力和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国家。

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无论是早期的腓特烈二世国王，还是后来的俾斯麦首相，都被公认为当时最精明的外交家之一。虽然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用“奸诈、贪婪、奸诈”来形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技巧，很难想象普鲁士能够在大国包围的欧洲生存和发展。

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作的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的一大成就――它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使整个德国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不仅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逐渐将奥地利从德国排挤出去，可谓一举两得。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1993年建立的欧洲联盟，所有国家最终都在通过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走向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普鲁士擅长笼络德国各州。作为关税同盟的一员，这些邦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他们的发展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接近普鲁士的水平，所以普鲁士成了资产阶级向往这些邦的中心。这些资本家把普鲁士当作他们未来的经济先锋派和政治靠山。就这样，普鲁士开始跃居德国的领导地位。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领并控制了大部分德国，普鲁士成为法国对抗英国和俄国的附庸。为了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进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按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在普鲁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去掉古代的法规，取消行规等等。

拿破仑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虽然因战乱频繁、反法势力阻挠而未能坚持，但对德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拿破仑暴力地扫除了封建割据势力，扶植了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关系，德国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才使德国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是德国革命的代表，革命原则的传播者，旧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正是通过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得以在短短一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现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也成为了德国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一部“普鲁士道路”的进化史在一定意义上不断给我们警示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