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钱俄罗斯出兵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作者:沈志华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1994年第05期，第88-103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1950年生，中国历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对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在以往中苏史家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关注。在中国和苏联的历史政治文献和研究著作中，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人们都或多或少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拟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分析。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政策

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痛苦和灾难。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经济政策结束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但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一样的，是非常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指责斯大林模式，苏联靠这个制度打赢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领土，还直接控制了欧洲近一半的卫星国家。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成为可以和美国一起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远东战略政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

表面上看，苏联出兵东北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与中国、美国、英国等盟国一起，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结束战争，实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但是，如果揭开苏联此举背后的面纱，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对日宣战实际上是苏联实现其战后远东外交战略的出发点，是实现其远东权益的既定政策。这一政策符合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目标。

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奉行以空换取时间的外交政策，直接掠夺领土、扩张边境，或者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控制和影响周边地区和国家，从而在俄罗斯周边建立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的圈子。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不仅体现在欧洲，也体现在亚洲。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为沙俄在远东进一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契机。一个看似强大的东方国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沙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干涉辽”为契机，以金融资本为先导，开始向东北渗透。通过开设中俄道生银行，修建东省铁路，强行租借旅顺、大连，一个垄断中国东部三省的“黄俄”计划开始全面实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实现了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河口和不冻港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目标。但好景不长，俄国在中国东北三省势力的发展直接威胁到日本及其在中国的利益，最终导致了1904-1905年的日俄东北战争。结果沙俄失去了除北满以外的几乎所有远东权益。此后，俄罗斯远东政策略有调整:一方面将矛头转向以中国为主权国家的蒙古，积极支持亲俄势力，策划外蒙古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实现“以蒙换朝”计划；一方面，在德俄矛盾日益激化的逼迫下，与日本在远东形成同盟，并通过四个“日俄秘密条约”保证了其在北满的垄断地位。

日俄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它点燃了俄罗斯革命的导火索。为了新政权的生存和巩固，新生的苏俄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宣布废除沙俄的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归还和恢复被压迫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它一方面号召、支持、煽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然而，在现实中，这一政策陷入了困难和矛盾的境地。如果实行前者，一旦对方对苏俄采取怀疑甚至敌视的立场，无疑是过于叛逆，增加了对苏俄的威胁和不安全感；后者如果实施，一旦革命兴起，无疑会适得其反，引起其他执政当局对苏俄的不满和敌视。显然，这是一个两个命题都是正确且互斥的二律背反。这种矛盾在苏俄对华政策中尤为明显。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皇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但苏俄的革命主张和呼声引起了北洋政府的不安和猜疑，中国当局的心态和对帝国主义的从属和依赖使苏俄不愿意履行诺言，对履行诺言的结果深感忧虑。中俄之间的谈判是反复的，旷日持久的。无非是双方坚持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归还这两个问题上拒绝让步。《中国宣言》终于成了一张纸空。为了摆脱这一矛盾，苏联政府先后两次、三次派代表与北洋政府交涉，同时通过共产国际积极接触中国革命力量，鼓励和支持各种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期望走出中国政权更迭中的外交漩涡。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希望破灭后，苏联转而采取强硬措施，通过中东路战争和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外蒙古独立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