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清有功吗 江青批铁道游击队：不像无产阶级游击队

文章节选自《党史文献苑》2008年第15期作者:樊沂子慧

“被禁电影的内幕”

1976年冬天，有更多的电影可以看。在此之前，除了样板戏之外，银幕上只有几部故事片，比如《南北之战》《地雷战争》《隧道战争》，数量少得可怜。反复观看的结果是，孩子们几乎记住了电影的所有台词。突然之间，一些冷清了多年的军区大院大厅，白天晚上都是电影熙熙攘攘。半夜起床并不少见，因为你在跑电影，随时注意看。据说都是还没解禁的片子，只能在内部观众席上映。

这些“禁片”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间拍摄的故事片，很多都是经典。将他们定罪为“禁片”的原因是什么？你能说服人们吗？

第一波“禁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民族进程一样曲折坎坷。尤其是故事片，它们所承载的远远超出了娱乐的范围，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电影被牢牢绑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成为特殊气候的晴雨表，“禁片”拉开了政治运动的序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发展中国新电影。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东北局宣传部发出电影工作指示:

现在，当我们的电影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时，如果严格程度超过了我们行业允许的水平，那就是有害的。这样一来，就会扼杀新电影产业的成长，从而帮助旧的有害电影获得市场。

政治上，影视剧的标准应该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也有一些和政治关系不大的电影，只要宣传无害，有艺术价值。

由此可见，中央对新中国电影的部署还是很实际的，这种想法自然会成为制定新中国电影政策的依据。1950年7月11日，颁布了一系列电影工作暂行办法，包括新电影演出许可证的颁发、旧电影的清理、新电影的出口、外国电影的进口和电影工业的登记，规定:

凡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登记批准的电影制片行业新摄制的电影和剧本，均免于审查。新电影制作完成后，向中央电影局或其委托机关申请登记，请颁发发行许可证，可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电影放映时，其内容与人民政府的共同纲领相抵触的，由省、直辖市或者主要行政区域的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审查核实后，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地方各级主管部门不得自行处理。

从内容上看，虽然第一批新中国电影管理办法对电影上映有严格的规定，但政策依然宽松，其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发展国产电影，抵制“有毒”的美国电影和老电影。

在“鼓励国产电影发展”的前提下，中国电影制作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小高潮。三家国有电影厂两年推出了39部故事片，几家改革后的民营电影企业也紧随其后，总共有19部电影上映。

然而，宽松的政策并没有让这个小高潮持续太久。很快，几部电影率先落入“禁播”网。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故事片《谁属于荣誉》:两位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老同志，解放后在铁路战线工作时，因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不同，发生了矛盾。最后，学习苏联的先进思想，打败了保守的旧思想。

影片经宣传部、文化部等单位单独审核，获得一致肯定，顺利上映。但上映后不久，电影院突然贴上了禁播通知。观众不知道内情，只是听说电影内容有问题。就这样，这部电影被“荣幸”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因“有缺陷”内容而被禁播的电影。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第一，电影歪曲中国革命历史，丑化党的干部，把革命荣誉归于苏联的经验，这是政治错误。江青看完电影后愤怒地说:“荣誉是这样的人的功劳吗？”二、片名取自高刚的《荣誉属于谁》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同时高岗的反党行为也被侦破。

《随行》这部电影是另一部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内蒙古的春天》。1950年，《内蒙古的春天》上映不到一个月，发行公司正准备延长预定放映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放映，理由是相关领导发现影片中仍有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地方，没有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除了这两部国有工厂出品的电影，还有两家民营电影公司上海昆仑和文华出品的几部故事片也饱受诟病。

建国初期，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服务工农兵、塑造工农兵形象的方针。但是，在当时的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人不会写剧本，会写剧本的人却不熟悉工农兵。当时负责电影工作的夏衍很不情愿地提出了改编小说的建议。正如《人民文学》的两部小说受到全国文艺界的好评，一部是《关连长》，一部是《我们的夫妻之间》，于是两家电影公司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全身心投入到这两部改编电影的拍摄中。由石慧执导、主演的《关连长》讲述了解放前的一次战斗中，关连长为了不伤害一群小学生而舍己为人的故事。《我们夫妻之间》由郑编剧、导演，赵丹主演，讲述了小资产阶级干部李克和工农妻子进城后的工作和生活矛盾。两部电影上映不久，就被批“宣传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解放军形象”、“歪曲工农干部”。然而这些批评都没有形成规模，真正让批评形成声势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声讨。

1951年2月，一部描写吴洵一生乞讨办学的电影上映，在观众中反响很大，全国范围内突然掀起了吴洵的热潮。然而，几个月后，批评文章开始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应该关注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立即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拉开了序幕。其罪名是“狂热宣传封建文化”，是“污蔑农民斗争”、“污蔑中国历史”的反动宣传。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分析，这一批判运动与江青的介入直接相关。她害怕自己在上海滩电影圈的过去被泄露出去，而武训传导演孙瑜和男主角赵丹都熟悉那段历史，所以江青抓住机会一定会杀了这些人。

由于“禁令”和批评，电影业的繁荣局面陷入了低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近40部电影剧本被“拍摄”。1950年和1951年，中国故事片的年产量是25-6部，到了1952年，突然减少到2部。“不求政治，不求艺术功德”的情感在文艺界蔓延。

如果看不到优秀的电影，观众会有意见。1953年9月，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大会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召开，随后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决定》，都对电影创作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很快，《董存瑞》《过河侦察》《华山论剑》等一批优秀影片相继问世。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空精神更加活跃。上海文汇报专门出了一个专栏，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电影这么少。影评人钟殿荣在《文艺报》发表《电影的声音与鼓声》一文，对“讨论”进行了总结和引导，主张“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最大限度的自由，尊重艺术家的风格，使制度适应电影创作的规律”。但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这篇文章被指责为“右派纲领”，于是作者被剥夺了22年的写作权，一批艺术家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电影业的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第二次灾难的直接原因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有关。1958年3月，康生视察常颖工厂时，对工厂1957年生产的几部影片进行了大砍。此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故事片导演座谈会上，他用刺耳刻薄的语言批评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暴》《花好月圆》《地下战士》等多部电影。他甚至说:“这些烂片应该早点上映...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

在“拔掉屏幕上的白旗”的口号下，刚刚复兴的文艺舞台再次遭受重创。一场揭露和批判1957年和1958年第一季度制作的电影的大规模斗争开始了，大多数电影都被拔掉了“白旗”。《谁是被抛弃的人》《生活的波澜》《护士日记》等电影也在点名批评之列。

1960年，北京电影厂根据陶成的回忆录《我的家庭》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这个消息传到了康生的耳朵里。他说:“当时我在上海，所以不知道这件事。陶成是在为自己夸大吹嘘吗？”创作者不想惹麻烦，就把书名改成了《革命家庭》。不过康生还是有话要说:电影歌颂“左”倾盲动主义。最终这部经典电影也没有逃脱被打入冷宫的结局。1961年，中央政府在调整政治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对文化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不少人呼吁电影题材多元化。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要解放思想，提倡民主作风，反对集中管理。他批评抓辫子、挖树根、戴帽子、打棍子的不良作风，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首都的电影工作者还在象山举行了晚会，周恩来参加了晚会。大家都很感兴趣，创作热情再次被激发。秋季，全国故事片创作大会召开，与会人员情绪高涨。大家都以为文艺界的春天真的来了。

然而，仅仅两年后，电影行业再次阴云密布，而这一次，关键目标是《江南北》和《早春二月》。

1964年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结束。闭幕式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登上主席台，虽然事先没有安排他发言。他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点了《北方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系列电影，说是毒草，应该批评。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撰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组织批判电影《北方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报告》。报道称:《北方江南》和《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严重错误的电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聚焦中间国家人物为了清理电影界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计划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电影，并在报刊杂志上进行讨论和批评。不久之后，毛泽东指示，不仅要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还要在几十到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这样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就可以公开了。也许不仅仅是这两部电影，其他的也需要批评。

于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出现批评电影《江南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的文章。

那段时间，江青经常去文化部电影局看电影。有些电影还没拍完，电影局的同志要去上海、长春调整。电影局三天后接到中共宣传部电话，说某部电影是毒草，立即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有些电影出厂时被视为香花，很快就变成了毒草。过了一会儿，他们说它们不是毒草。其实香花毒草都是靠上面那句话。一位导演无奈地说:“一大早起来，首先要看天气，分辨风向。上面经常是一个喷嚏，下面吹着八级风。”

1964年12月，江青与中共宣传部几位副部长座谈，要求中共宣传部通知全国报刊杂志对《不夜城》《林家谱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甚至《白求恩》等10部电影进行批判。当时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但都不同意江青的说法。北京不听话，江青随后立即来到上海。因此，批评这些电影的文章相继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随后全国其他地区也纷纷效仿。

江青还在会见“惊喜白虎团”创始人座谈会上点评了几部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不应该拍成这样的电影，比舞台差多了。你怎么想呢?如今的电影已经没有了原著剧中固有的反帝反阶级斗争。看完之后感觉很糟糕。赵达达太可爱了，看不下电影。连长扮演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电影失去了好的，坏的也出来了。资产阶级的方式有所增加。“别忘了”写在人物中间。有人说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意见，但我说谁突出？资产阶级变得突出了，戏剧也多了，但是积极宣传的人物就不那么突出了。《早春二月》的部分部长、导演同意塑造资产阶级人物，产生了《早春二月》。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官员的意见是不高明的。通过两部电影的辩论，群众的眼睛更亮了。

不久之后，江青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她指示批评性的烂片上映时不要修改，不要掩盖其丑陋。拍一部电影需要几十万元或者几百万元，烂片被隐藏，白白浪费。为什么不拿出来，这样才能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弥补国家的经济损失，实现思想和经济的双丰收？

1965年3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尖锐地指出:

现在有些人害怕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件。这部剧只演士兵，只演战争。电影怎么会这么完美？这个不准玩，那个不准玩；那些“革命者”想通过批评别人而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快速刹车。

但是邓小平的意见没有被采纳。1966年2月，受林彪委托，江青邀请部队几位同志到上海就部队文艺工作进行座谈。座谈会前，林彪给与会人员打了预防针: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过了。她在文艺工作上政治过硬，又是艺术专家，有许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高度重视，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贯彻江青同志的意见。

江青建议先看作品，再看一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然后再谈。在过去的20天里，参与者观看了30多部“不同程度的好、坏、有缺陷和错误的电影”。

江青接连否认，几乎否定了建国以来所有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在她看的几十部电影中，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是令人满意的”，而周恩来亲自把握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有很多问题。她说《南北战争》有问题，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觉得刚刚好。对于八一厂生产的海鹰，她只肯定前半部分是“我们的”。

江青说:“军不在实空。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捉妖记》这样的烂片，看完我哭了。”“聂耳”是夏衍的纪念碑。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个人谈”，后来形成总结，作为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进行了尖锐的界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一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精于我们的政治，这条黑线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有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有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好的作品，但不多；很多作品处于中间状态；另一个群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示，全军文艺创作大会在北京召开。按照江青的方法，这次会议看电影，找黑线，按照“总结”的口径定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大制片厂出品的电影超过300部，本次大会共看了68部电影，外加80部外国电影。好的只有七个:“南征北战”“平原游击”“战斗中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很好，但台词很厚。分水岭的复员军人不够优秀。“海鹰”有一点小缺点。两个人在吉普车里吃苹果，这有点像吉普车女孩。打仗的时候唱“宁打仗不望家破人亡”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操。

江青的讲话有一个特点。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踩不到一个点，但是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会离开谱，甚至会情绪化，夸大其词，陷入荒谬。这一次，她对这部电影的评论同样荒谬而无语-

飞虎队:写的不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是主席批评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他们都是神兵，但是方林的嫂子是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群农民小资产阶级。不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的领导，只是搞惊险、魔幻的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中的插曲很不健康。

《林原》:有严重的缺点。写在东北土改的基础上。这部电影没有写土地改革。四平保卫战后，部队为了巩固后方，指派了一个工作队进行土地改革。但是，电影里只有一支军队，没有人群。军队似乎脱离了人群。影片充满了土匪色彩，有一种伪装的土匪审问，扭曲了。饰演威虎山的好像是杨子荣，夸大了杨子荣的个人角色和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把自己伪装成土匪后，与其说是土匪，不如说是土匪，这是歪曲，没有写阶级斗争。土匪死时很顽强，没有矛盾。

英雄与老虎:美化间谍艾伦，跳摇摆舞是资产阶级生活的大展，扭曲了侦察部队的形象。化了妆后的雷总，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敌人。但是，他不发动群众，只派群众进去。何和林袁都向苏联学习。

《斗上海》:讲的是国民党剧。我们没有英雄，他们都是面条。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敌人已经失去了势头，敌人即将逃跑。敌人出丑，内部矛盾多。然而，我们写敌人非常骄傲和炫耀是不现实的。写不会开枪造成人员伤亡，用生命换来保卫城市，这可不好，就算你做到了，也是个案。夸大了刘一的作用。刘一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正面人物。

我们村的年轻人:写三角恋，四对，扭曲农村青年的精神面貌。没有英雄形象，只有一个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老总统老保守，会计是小人。

《五朵金花》:整部电影讲的是一男一女，别人都在衬托他们谈恋爱。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不会谈论自己的进步、政治成长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他们就是吃吃喝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翻案。在小说中，许云峰是工委书记，但在电影中他变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扭曲了在白区的工作，市委书记在餐厅谈工作，而姜姐一被捕就承认自己是党员。地下办《前进报》是盲动主义。华蓥山游击队写的是重庆市委领导，重庆市委领导的是上海局，上海局是领导农村斗争的城市。这不仅违背了主席的思想，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蒋姐形象都不好，像老知识分子，蒋有几分娘娘腔，而华是疯子。有些台词不好，比如特务头子醉醺醺地对江姐说:“我可以把你脱光”。写生死之争，写天安门广场联欢晚会的同时，在这个场合写天安门广场联欢晚会不好。

《六宝故事》:这是一部分配士气、瓦解士气的电影。在激烈的斗争中，战士们陷在爱情中，促进了爱与纪律的矛盾，最终突破纪律，取得了胜利。写二姐的家庭，阶级斗争是虚拟的，爱情是真实的。教官不做思想工作。相反，他们相信军队可以谈恋爱和结婚。这部电影的技术和歌曲利用了人情味，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艺术手法让人感受到军队的残酷。

雷锋:有缺点。把雷锋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一天是不合理的。电影中毛主席的画像并不好。这是一个政治错误。从中间人物王大力那里继承雷锋的好事迹是不好的。防汛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也不好。他说雷锋是“好接班人”，雷锋就死了。这样不好。

《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洲人。没有党的领导，个人作用就被夸大了。整部电影没有政治工作。排长通过吹笛指挥战斗，通过唱歌区分间谍。音乐自始至终都是颓废的，情歌是伪满清歌曲的翻版。

今天我休息:一天写完先进工作者的所有事迹是不合理的。张扬，不痛苦，不休息。马田敏也写得傻乎乎的，有些是为了调侃。

《野火，，打古城》:为关团长起义与当时的大斗争环境没有联系，看不到战斗的必要性，美化了关，似乎有必要为他而战。写汉奸为正义爱国，我们很相信他。事实上，这是非常危险和冒险的。杨晓东在关键时刻处于弱势。金戒指如泼妇，拔簪刺敌不可理喻。《银环》是一个中间人物，屡犯错误，对杨晓东一见钟情，把这段爱情写得过分。杨的母亲三次现身，两次向儿子讲述儿媳的遭遇，扭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

就这样，一批优秀的电影被打入冷宫，与观众隔绝了10年。

1972年，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周恩来访问朝鲜，由此恢复了中朝合拍的《奇袭》《英雄儿女》《铁道卫士》《抗击侵略者》《战友》等5部抗美援朝电影的演出。本来是要恢复发布《渡江劝华山侦察》的，但江青等人不同意。当时也是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发恢复放人的报告时，江青和张春桥问他为什么要唱反台。你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没有问题？张春桥说:有“红灯记”就搞“渡江侦察”；如果有“虎山智慧”，你就成就了“华山智慧”...

从1966年到1972年，中国有近十家制片厂没有制作一部故事片，中国的银幕变成了一片沙漠，只能放映几部电影。直到1972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繁荣艺术风格”，暂停了7年的故事片制作才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