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四人帮 抓捕四人帮后中央领导各自啥反应

叶帅的侄子叶选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住在叶帅旁边，直到1987年叶帅去世。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那些年，叶选基在叶帅身边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为了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叶选基先生在京郊的寓所，聆听这位71岁的老人讲述鲜为人知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卷土重来、拨乱反正的内幕。

先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王镇、邓小平

虽然现在的叶选基已经到了“发自内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年纪，但它依然脱颖而出。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夹克，有一把略长的刷子，头部扁平，边缘棱角分明，头发又黑又厚，根部直立。他说话充满激情，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大。我们的交流始于1976年10月6日晚...

当晚，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晚上，中央政治局连夜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11人出席会议。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安保总监马锡进负责安排会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周启才出席会议。周启才做了记录，而王守江在外面等着。

半夜11点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突然接到后海小象峰叶帅保安马锡金的电话:“局长让我告诉你‘四人’落网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根本没有“四人帮”这回事。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他们也是第一个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这个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立即决定把这个重大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拉菲克”开车，去西郊机场找“老板”。“拉菲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青。因为他很黑，长得像非洲人，所以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拉费克”。“首长”是当时空陆军第34师院部队飞行员叶帅的小儿子叶选廉的外号。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在西郊机场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然后从那里直接去了永安里国家税务总局宿舍的“九层”，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很兴奋。通知叶选廉、叶选平后，叶选基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7点半，他赶到了王镇在崔家湾的住处。所以，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镇。当王镇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太激动了，立刻开车去了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去了王镇家，看到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就抓起来了。好奇地问，王说是陈云送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镇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给了他两个核桃，让他捏捏，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去看望鲁，鲁从父亲那里得知他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北京三总部召开了全军领导人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鲁问愿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要她立即告诉他。于是，立即打电话给的丈夫何平，告诉他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来，何平告诉鲁童眼，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加速”回到了邓小平在宽街的住处，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邓一家。听到这个消息，邓小平和他的家人非常兴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文章多而文章少”和、的典故，说华是个好人，选对了，并感叹“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帅首先提议让邓小平回来

在谈到邓小平复出时，叶选基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很多参与者和目击者都死了。在一些回忆录和传记中，1976年10月，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小平同志，谈到解决小平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几位领导到西山看望邓小平，劝他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事实上，1976年10月，邓小平在宽街还处于封闭状态，根本不在西山。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没有谈邓小平。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提出“继续批判邓”的主张，引起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事实上，邓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被批准过。”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问小平同志的家人这是不是真的。邓小平什么时候搬到西山25号楼的？正是在他在301医院康复期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小平同志适当时候回来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讨论了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华国锋提出，邓小平的住处在叶帅附近比较安全，于是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楼，叶帅住在15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了。”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于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后直接前往西山25号。在此期间，华国锋和叶帅没有去看他。有文章说“小平术后住在玉泉山”，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他住在西山25号楼。他见到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叶剑英。当时，叶帅派他的小儿子叶选廉带邓小平去见他。邓荣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描述了这一情节。另外，说“邓小平是玉泉山来的，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通知他粉碎“四人帮”，也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

小平在宽街公馆被软禁期间，1976年10月底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第二军事科学大楼看望叶帅，叶帅请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以去看看小平同志吗？”叶帅说:“是的。”王炳南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去宽街看望小平。当时，邓的家人感到非常突然，因为他们仍然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可能半夜敲门见小平？于是卓琳只好礼貌地关上门，让王炳楠吃个闭门羹。关于这件事，毛毛后来对叶选基说:“我不知道怎么做。王炳南突然来了。我们不理解，没有让他进来。”现在，如果让王炳南进来，邓早就知道对他的关心了。

小平同志的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就是最鲜明的活生生的见证人。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每个人都同意邓小平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会后，参加会议的周启才和叶帅一起去了他的住处。在9号楼，周启才告诉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我如何发送文档？与王守江商量后，周启才决定把发给小平的文件全部写成“王守江收”，王守江转交给小平同志。当王守江第一次去西山25号楼送邓小平文件时，邓小平非常高兴。那时，小平正在打牌。收到文件后，他只说了一句:“我打牌！没别的了。我玩牌。”

中央政治局决定小平同志复出。统一认识后，准备向参加三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问好。根据华国锋的说法，该党必须做一些“转向”工作，然后才能跟进。这样，全党都知道，邓小平的复出指日可待。因此，一些被召回的文章称，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给他发了文件，这是不准确的。

叶选基说，有人指责邓小平1977年2月7日在两家报纸和一家杂志上发表题为《学习文件和掌握大纲》的社论出来工作。李信认为这不是真的。事实上，中央政治局在起草这篇社论时，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李欣参加会议时，华、叶、王正在玉泉山9号楼公馆研究复出之事。

邓小平复出是叶帅在同华国锋、汪东兴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的。当时叶帅也提出陈云同志要回到中央，但是有人提出反对，执行毛主席的话，说陈云总是“对的”，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工未能及时解决。在“天安门广场事件”问题上，叶帅提出要平反，有人坚持认为“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性质是毛主席决定的，不能改变。后来华国锋妥协了，用“解放多数”来处理。直到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两个凡是”的影响。

叶帅支持胡耀邦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

中央党校恢复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恢复和正常运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7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在西山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碰巧在那里。叶帅从15楼下来，在电影院等他。即将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来叶帅报到。亚邦要求叶帅将冯文彬调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耀邦主要通过冯文彬向叶帅汇报工作。叶选基笑着说:“冯文彬每周至少去一次叶帅。他来的时候，几乎总是晚上。当叶帅看完电影后报道时，他总是提到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大力支持恢复党校，尤其关注胡耀邦中央党校的地位，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冯文彬每次都把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带到叶帅，并向叶帅汇报党校的工作。冯文彬亲自把发表在《理论动态》上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交给了叶帅。

真理标准一讨论出来，就遭到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的批评。他们批评《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主编胡耀邦、胡绩伟，说他们是在“抛刀”、“插旗”。王首先向报告了这件事。当王镇听说实践观点受到批评时，他立即愤怒地向叶帅表达了对压制这一讨论的不满。他告诉叶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好文章，并建议叶帅明确表示支持。王镇代表了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肯定了真理的标准。早在中央党校开学时，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已经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叶帅特意让自己的孩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多了解一下外界对这次讨论的反应，冯文彬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关于华国锋是否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叶选基要求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胡德平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讲过。其实胡耀邦和华国锋关系不错。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还能经得起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信任胡耀邦，和他商量了很多事情，交给他支持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说过，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爆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用一句话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意是反对教条主义。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两个凡是”，引起了整个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特别是坚持“两个凡是”的说法，产生了反作用，使这场讨论演变成

真理标准讨论完毕后，《红旗》先是站着不动，随后《红旗》主编熊复组织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上发表。在中央常委会审议时，叶帅对这一条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一个细节:有一天，朱佳木交给叶选基一份文件，里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来源于实践。他要求叶选基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意见送交叶帅和邓小平审查。叶选基立即驱车来到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了小平的秘书王芮林。王说，首长承认他不会看这篇文章。叶选基说，如果主任说他不看也没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反映的一切意见，都应该留给你们。然后，他转向二号军事大楼，去了叶帅的秘书办公室，询问秘书王文丽是否有“实用理论”送交首长审阅。王答道:“是，头领叫我们都去读书，出点主意。”叶选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不同意见，请交给负责人。”正因为如此，叶帅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汪东兴看到叶帅的表态，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的文章没有在《红旗》上发表。也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召开理论务虚会，提出真理标准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开展统一思想认识的讨论。

在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1977年7月的问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的中央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部参考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干部解放，和平打击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派叶帅、耿飚。所以，叶帅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案、假案、错案那么多，怎么办？肯定有龚来判案！为了解决中央组织部的问题，胡耀邦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大力开展冤假错案的纠正工作，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比如“薄一波61汉奸案”，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交给叶帅处理，叶帅批给华国锋，华国锋给胡耀邦指示。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回忆起他在叶帅附近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平易近人。他看了看文件，非常仔细地批准了它们，仔细地圈住并看着它们。为此，小平同志曾劝他不要太认真，太累了。叶帅的工作繁重，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提交。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有200多份，重要的要整理一下，向主任汇报。叶帅在批准文件时非常有礼貌和尊重。他老人家的指示往往是:同意、慎重或阅读。叶帅是一个会说话和讲课的人。他总是彬彬有礼，从不强加于人。每当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福建。即使晚年坐在轮椅上，他也被推到门口。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集中管理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在军事科学院二号楼视察叶帅。当时，叶选基碰巧在家，但没有当场听清谈话。说话之后，叶选基把胡启立送了出去。胡启立在楼道里一边走一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脑子这么清楚，说话这么好！”叶选基问:“你说什么？”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讲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反对，叶选基笑着把胡启立送上车。一上车，胡启立就说要把叶帅的谈话向秘书处汇报。回国后，黎齐同志向书记处报告了同叶帅的谈话。叶帅讲话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集中管理。叶帅认为，人的理解是有限的；他引用了诸葛亮的“预模”，说“近德者，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很难见到毛主席。主席能不犯错吗？叶选基说:“黎齐同志永远不会忘记叶帅的这段谈话。他认为叶帅的谈话很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历史上的几个重大转折，哪一个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