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老师 身有所依心无所系：忆我的老师陆小曼

从1955年到1956年，我在读初中。我的绘画大师钱方时先生去美国与他的妻子和孩子团聚，所以他的父亲开始为我找一位新老师教绘画。我的石雕大师陈巨来先生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向小满学习。”

父亲和我喜出望外。父亲专攻文学，我也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轻时，我读过徐志摩、戴望舒、卞、朱湘等的许多诗。，而我从《志摩日记》《艾杂》《小满日记》等书中，已经详细了解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故事。现在我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心里对我的第一次拜访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陈巨来老师把我从他在富民路的公寓里领出来，转向延安中路。几分钟后，我到达了静安公园对面的延安新村。那就是陆家。

陆小曼女士住在二楼。陈先生上楼时喊道:“小曼，学生来了！”我听到房间里有人回答:“请上来！”

那时，上海人不舒服。陆小曼被分配到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家，月薪80元。我住在我的故居，但我住在楼下，用另一个姓。虽然她的房间不小，但她可以在里面会客、画画和睡觉。

室内光线不是很亮，所以窗帘没有拉开。那是四五月，可是一个铸铁炉子还在烧煤，一个烧开的水壶，水壶的盖子被掀开了。炉火旁，有一只慵懒的老猫蜷缩着。

陆小曼女士坐在一张大藤椅上，没有起身。陈老师向我招手:“来，给陆老师鞠躬！”

我微微有些害怕地走上前去，站着，面向大地，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站直了身子，又鞠了一个躬，这时陆小曼说:“好吧！是的。”

我犹豫地抬头看着陈小姐。他说:“再来两个鞠躬。”他对陆老师说:“方辉拜我为师，拜了三拜。我今天拜你怎么只能跪拜？”

陆小曼笑着说:“你是大师父，我是三条腿的猫。拜你三次，拜我一次就够了！”

我想了想，恭敬地鞠了一躬。

卢小曼说，“方慧，坐下。坐下吧。”她用平静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凝视会决定她对我的所有印象和印象。我虽然忐忑，但并不害怕，因为陆老师的态度极其和蔼，声音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眼睛可以扫去陌生人的一切拘谨。

那时陆小姐才五十出头，却又瘦又老，两颊干瘪，嘴里只剩下一两颗牙。与我心目中陆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太大了。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突然为岁月对人的侵蚀感到无比的悲哀。然而，在一段随意问答的短暂聊天后，视觉表象逐渐淡化，这让诗人徐志摩深深陶醉，也让胡适等名人被她温柔的声音和亲切的表情中逐渐显现出来的特质和魅力深深吸引。

陆老师对我说:“我没有徒弟，没有教画的经验，学习不努力，画不好。你会经常来玩，聊天，看我画画，做朋友。”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我只是点点头，一个劲儿地接受。陈老师说:“我只教了他一个小时。教他如何封稿，如何在邮票上重印，如何镌刻。就这样。接下来，让他看着我跺脚，和我聊天。”

陈老师会先离开。陆小姐的表妹吴进女士带来了茶和糖果。陆老师叫她“阿津”，所以我叫她“阿津阿姨”。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住在陆家照顾表妹陆小曼。陆老师抽的是中华牌香烟，每支只有一半，竖着掐灭，放在烟灰缸里，长度一种，纤维没有区别。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烟头会这样保存，后来我才知道阿津阿姨会继续享用中华牌香烟的后半部分。

从此，我成了陆老师的孩子，家里的常客。陆老师很随和，脾气也很好。慷慨和宽恕是她最大的特点。她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京剧朋友、国画院的同事和文史馆的各界人士经常来她家做客，经常是在婚礼上。当时除了吴进，还有翁吴锐和翁的私生女“毛毛头”在一起生活多年，还有一个丫环叫“陶陶”。

“毛毛头”的生母“鲍晓”经常来访，而翁吴锐的其他成年子女也不时来访。吴进在扬州读书的双胞胎儿子经常来省亲。所以陆老师家总是人来人往。

1959年的一天，当我去鲁老师家时，我在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许多陌生人。我挤进去，看见翁·吴锐躺在床上，两眼发直，嘴里说不出话来。我叫“翁先生”，他好像有反应，眼睛微微转向我。这时，陆老师听到我在卧室里。她独自坐在大藤椅上，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快死了。不要去看。”她脸上似乎没有告别的悲伤之色。

推拿医生翁吴锐曾担任海军部军需处处长。虽然他是常熟的一个大翁家，但他不是翁同龢本地人。1949年后，他失业在家，靠卖旧藏画书法与鲁老师生活在一起。他擅长唱歌，他教书。他告诉我，当时上海著名的美丽女小曲家张维桢是他的得意门生。当时，翁·吴锐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材高大，骨瘦如柴，在谈兴极其粗壮。他经常和我跳舞，聊过去和现在，甚至说:“人们叫陆小曼陆海空。指她的三个人:第一个耿出生在部队，我出生在海军，徐志摩死于空”

我很反感这是他说的，于是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应该不理他。后来陆先生私下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别听他的。不要受他坏影响。”从那以后，我一直和翁·吴锐保持着联系。由此我们也知道，他其实并不是鲁老师的一个尽心尽力、相称的伙伴，至少在当时不是。

陆老师对我总是很好，但也很认真。我去上课的时候，她一定要先吃水果和糖，然后聊完就进入正题。所谓教画，只是叫我看她的画，或者拿着笔在纸上做一些写生和染色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规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充满热情和文笔，所以有很多作品半途而废。虽然她的画在几十年前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称赞，但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画家。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努力学习过。别抄我的东西。把法律放在最上面，只在中间得到它；采取中间的方法，只有趴下。如果你向我学习，你就学不会你的技能。”

但是，我在她的《庐山瀑布图》和杜甫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的几首大型诗歌作品中所看到的，真的是难得一见的作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树，所透露出的纯净美好的精神和魅力，是许多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所无法表达的。

从小热爱文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和鲁先生不仅是教书育人、接受绘画的师生，更是谈诗论文、密切探讨时局的挚友。当然，徐志摩是她一生中唯一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她谈到了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泰戈尔、孙大禹。论林:她谈丁玲。

有一次，陆老师心情很好，谈起了徐志摩的诗。她用悦耳的音乐即兴创作了徐志摩的著名诗歌《诗安奈良》，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韵律感对诗歌的诠释。

陆小曼先生并不像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连于舞池，享受快感的浪漫女性。事实上，她非常敏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她关心现状，很担心日常的思想禁锢，更绝望于文化被政治扼杀。她认真阅读报纸和参考消息，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动态，并随时与我探讨分析。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方慧，这是一个你不能随便说话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公开谈论你内心的想法。”

1960年前后，有消息传来，胡适正在台湾省竞选总统。鲁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频繁来访，请她吃饭，拐弯抹角地问她和胡适的关系和友谊；这也建议你不妨联系一下在香港的老朋友，这样就不用一刀两断了。胡适是一个非常博学和爱国的人...

陆老师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她说，我既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胡的近亲。无论胡当选与否，我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然而，他们还是来找我了。

1949年后，鲁先生基本上呆在家里，交朋友，从不旅行。朋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谈国家大事。但是政治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反右前，上海国画院举办了画家作品展。当时书院里的画家都是上海乃至全国著名的书画大师和画石艺术家。

陈巨来先生带了一幅长卷，上面有他多年来的篆刻作品。首先，长卷展开了他1949年以后的作品:《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故宫博物院藏印》、《梅兰芳印》等。这是足够的风景和荣华富贵，但他老人家还不够，他悄悄打开长卷看了很久。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的痕迹暴露无遗。

“反右”之初，陈先生当然是“查出来”的。陆小曼是陈巨来30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所以陆小曼不发言不批评陈巨来是不可能“溜过去”的。于是，几年后，老陈从“教书”回来，与陆小曼成了陌路人，有了深深的怨恨。

两个和我父母地位一样的老师被政治压力变成了“敌人”，我心里很难过。我对陈巨来老师说:“如果陆老师不认可你，她自己就完了。”他说:“你怎么能牺牲朋友来保护自己呢？”我说:“你已经在农场呆了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没学会如何变好？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用忠诚保护朋友？”他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说:“别人揭发我也好，批评我也好，都无所谓。小诺诺暴露和批评我，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了心脏。你不知道，她告发了我！十八岁！”我说:“不管有多少，她有没有揭发你私下说的话？她有没有暴露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想了一会儿说:“那不是真的。如果有，恐怕开枪活埋还不够！”我说:“就是这样。她是一个虚假的批评。”

我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每次我去看你，她总是问一些关于健康和心情的问题。”他问:“鲁老师还说了什么？”我说:“她是个聪明人，不会胡说八道。她想你。”

这时，陈老师放声大哭，大喊:“我冤枉小满了！跟我来看看她！”我们一起去了陆老师家，还在楼梯口，陈老师就喊:“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嫉妒你！”虽然他们没有痛哭，但他们也消除了分歧，和好了。

1960年后，陆小姐的健康每况愈下。之前，她能盛装去艺术学院开会，走路轻盈。后来可怕的哮喘发作频繁，他们经常坐在床上，背后被阿津阿姨抱着，伸着脖子，上气不接下气，喉咙里“呕吐”的巨响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平静下来，但当时她已经筋疲力尽，再也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陆先生在家的时间少了，住院的日子多了。

1960年4月，我的父母被贴上“历史反革命”的标签，被抓起来开除公职后，被动员到西北大漠开荒。

在离开之前，我和陆小姐告别了。除了眼泪，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18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也没想到会离开陆老师很久。我惊讶于她脸上的恐惧，认为是疾病让她无法承受任何波折。

两年后，我回到上海，以为灾难已经过去，我的旧生活会回来。至少我回到了我的两位老师身边。

没想到，1964年9月，我因为和几个经常在一起聊天的同学被贴上“反革命集团”的标签而被捕。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呆了四年后，1968年的一天，我在孙大宇教授的牢房里见到了他，他是一位翻译家和新月诗人。大禹先生偷偷告诉我，两年多前，他卢金知道小满已经去世了。那段时间，每当很晚的时候，我都会躲在床上默默哭泣。

1980年12月，我在监狱服刑16年3个月后，被上海高院撤销“无期徒刑”原判，判处“无罪释放”。回上海后，重访鲁老师故居，却有陌生人出来应门。后来我找到了年纪越来越大的阿姨，还有陆老师的侄女陆女士。我被捕的时候，陆老师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刺激。她太担心太害怕了，经常哭，所以她承受不起。金阿姨还说，文革期间，鲁老师的小坟墓被彻底破坏，现在没有地方祭祀，也没有地方献花。

1988年，我和朋友写了一本30万字的《飞天诗人——徐志摩传》，出版了。这是德禄老师生前最大的心愿。她曾经让我帮她实现这个愿望。我和我的伙伴们克服了各种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我心里，我用这本书来祭奠鲁老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