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之康熙王朝 刘恒：《少年天子》和《张大民》模糊了类型，但人道主义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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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有编剧中，刘恒是相当独特的一个。在刘恒这里，“壁”似乎是不存在的。
他是一个作家，但他的作家入编剧之路走得相当成功，在电影和电视剧领域均留下了代表作。可以说，在小说、电影、电视剧这三大占领当代精神生活的艺术门类中，他切换自如，展现了均衡的才华。
每个人的路线都是不可复制的，但这并不妨碍后来者的模仿。能把作家与编剧，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全打通，这种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但并非偶然。
死亡主题在凌力著作里就非常明显，只不过她的笔触相对柔和。“凌力对死亡的认识很好，一种温和的悲观主义。我可能稍微沉重一点，后来我回过头看我的小说，没有死亡的小说几乎没有。死亡主题可能是我下意识比较喜欢的主题，当然爱与死本就是永恒的主题。”
写《少年天子》的时候，刘恒跟演员住隔壁。夜里，写到某些段落，他哭得泣不成声，担心哭的声音影响到演员，会赶紧把嘴捂上。“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状态，是一个特别大的自我安慰。”
电视剧应具备世俗眼光，这是一种人道主义
上到福临，下到张大民，刘恒的同理心似乎可以触及每一个人。
《少年天子》可以说是集历史正剧、戏说剧、宫廷剧于一身的。
“那个时候对类型没什么印象，就是沿着惯性往下写，写到贪污的官员，监狱里的人，男女爱情纠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往里加。对生活的认识可以应用到任何题材。对电视剧作者来说，那种世俗的想象力非常重要。”
刘恒始终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对于电视剧创作者第一位的能力要求很细微，就是还原口语的能力，是否能还原得跟真实生活一样。
“出于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需要，其实对生活，尤其是皇族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我认为所有人在喜怒哀乐和善恶上有相通的地方，大家都是善恶同体。”
与其说是同理心，倒不如说是刘恒考虑到电视剧的观众，做的这两部剧都比较接近世俗的眼光。
“早年的时候，我对精英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某种期待，时间久了，进行自我否定后，我觉得知识、智力和观点不能成为蔑视他人的基础。自知找到了真理，就蔑视没有找到真理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有过世俗生活的权利，人也有庸俗的权利，只要不妨碍别人。这是我坚持的人道主义。”
批判永不过时，但现实主义需要新的批判方法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将市井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年再没有出过这样一部平民剧。然而看刘恒早年的小说，很难想象他会写这种调性的作品。严格来讲，这部小说，跟刘恒之前小说中激进的批判性相比，有所后撤。
“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觉得世俗的力量值得尊重。世俗的乐观主义对生活有意义。当普通人的能力天然地有限，自我拯救的方法也许就是自己的乐观主义，它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富。我在小说中肯定的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深度，但代表了我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
在刘恒看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偏浪漫主义的作品。
“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有相当的浪漫主义在里面，那种乐观主义是被提纯的。生活中有很多污浊，乐观主义要打折扣。但电视剧将这种乐观主义极端化，这是我艺术上的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它能强化我要宣扬的东西。”
这就牵扯到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现实主义应该是怎样的？这是当下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真正的现实主义，批判性应该更强一点。对于现实中污浊的东西，不要遮蔽得过多，要把污浊的东西适当端上台面，但那个现实主义会让人不舒服。就像在人际交往中，说真话反而伤人。”
在现实主义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一脉，刘恒认为始终没有间断。“现在不是间断不间断的问题，是大家对国民性批判还有没有兴趣？有的人觉得不值得在这儿费心思了，因为批判了之后发现没用。”
“跟国民性自身强大的潜移默化、一代传一代相比，所有的批判都是无力的。一个民族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依靠人为的努力、号召和批判去迅速改变，我觉得是妄想，这跟人类的基因难以改变一样。各个民族的长短处不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安排。一个民族如果完全彻底弥补自身的弱点，这个民族就太强了，别人没法活。当然，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善于自我反省的民族比较占便宜。文学是反省的工具之一。”
旧有的批判方法会过时，但对国民性的反省永远不会过时，或许现在要做的，是找到新的反省角度和有效的批判方法。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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