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皇帝 唐代圣旨可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而是“门下”或“赦”

唐代公文文体种类非常繁杂，规定的正式文种就有28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衍生出包括诏书、赦文、制令、表、檄文等近50种，与我国现行的各级党政机关政公文规定的15种文体比较起来繁复的多。

在《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共收录唐代文章2万余篇，其中差不多一半属于公文范畴，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唐代文献又极大的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

唐时政府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分别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六部是尚书省之下的执行机构。

具体工作流程是尚书省上报需要皇帝批复的国家事务，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门下省批驳定稿，再回到尚书省操作执行。在实际操作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包括三省负责人在内的宰相班子一般都会集中讨论再走程序。

国家事务处理总的原则是大事报皇帝，次一级报中书、门下，常规性事务报六部各司。其中尚书省六部负责一般公文的处理，在初唐、盛唐时期工作内容最多，是所有公文的入口和出口，也是权力相对较大的时期。

但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中央权威的衰弱，临时性的敏感问题增多，一些公文需要直接由宰相处理，甚至有些公文是直接报给皇帝的，于是中书省、门下省的任务开始加重，工作流程也相应进行了一些改变。

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地方藩镇，根本没心思搭理尚书省和六部各司，上奏的公文直接进入中书门下，跳过了尚书省。而且往往藩镇节度使的官位很高，甚至有些本身就挂着宰相的虚职，与中书门下是同级的存在，采用的公文文种往往是牒文这种平行文体。收到这种公文的宰相班子商议后，以奏状上报皇帝，皇帝用赦旨进行批复，如果是同意执行，中书门下再采用赦牒回复，还是平行文体。

按《唐六典》规定，公文分为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三大类，这就覆盖了公文的大多数文种，分别来自皇帝、太子、亲王、皇后，以及三省和各级地方政府。

下行文的主体是各级机构代表皇帝发布的命令，主要出自尚书省和中书省。尚书省的负责人是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这是唐时的标准宰相官位，一般尚书令空缺，尚书左仆射为百官之首；中书省的负责人是中书令，一般也是宰相之一。中书省负责起草诏赦，以及为皇帝批复公文提供意见初稿，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

出自尚书省的下行文可以分为六种，其中包括皇帝的制、赦、册，皇太子、皇后的令，亲王、公主的教，以及尚书省下发给州、州下发给县、县下发给乡，统称符。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皇帝的旨意等级最高的既可以叫诏书又可以叫制书，原因就是武则天时期因为诏、瞾同音，就把诏书改为制书，后来唐中宗虽然恢复诏书的名称，但实际操作过程仍然制、诏混用。赦等级稍低，但用途广泛、数量最多。这些公文的开头一般是“门下”，或者是“赦”，而非后世采用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从李渊开始，唐王朝多了太上皇这个新的职业，太上皇和皇太后下发的文件统称为诰。这里也是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诰这种文体，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与诏书同义，但唐王朝时期把这个文体变成了太上皇、皇太后专用；

出自中书省的下行文可以分为七种，其中包括对皇帝后妃、子女封号的册书，重大封赏、大赦等有关的制书，褒奖的慰劳制书，中低级官员任免、州县废置、物资调拨、征发兵马等的皇帝主动发文的为发日赦，官员请示批准执行的赦旨，慰问训诫公卿臣下的论事赦书，临时性事务的赦牒等。

并非所有下行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以宰相名义发布可以来自“中书门下”，代表着中书省、门下省两大部门的宰相级负责人的命令，从盛唐时期专门有了新的文体，叫赦牒，尤其适用于宰相对地方政府请示的回复，比如“中书门下牒某某郡”，就是宰相对某郡请示的批复意见。

官员任用是下行文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官员品级的不同，分别采用册授、制授、赦授和旨授，其中三品以上官员用册授，五品以上用制授，六品以下的朝参官、供奉官是赦授，其他六品以下一般官员是旨授。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是大唐官员的核心，是由皇帝或者皇帝秘书班子撰写的，而最后一种吏部起草皇帝批准即可。

实际操作当中，下行文还包括各级官府的各类公文，如判决书、官方证明等；

上行文也有六种，给皇帝的叫表、状，给皇太子的叫笺、启，给长官的叫牒，平民百姓进言叫辞，这些公文原则上都要通过门下省再到皇帝。

根据事务的性质和来源，这些上行文也有不同的专用名称，汇总各种政务结果的叫奏抄，弹劾不法的叫奏弹，报告一般性的战争记录的叫露布，百官讨论国家事务的结论叫议；

平行文分为三种，关通其事为关，刺举之为刺，移其事于他司为移。公务转移所有经手机构的负责人都要联署，这个规定很是合理，有现代的首问负责的意思。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牒本来是上行文，但一般作为平行文使用。

以上这些是唐王朝时期的大多数公文种类，其他还有包括御札、别纸、委曲、檄文、榜文、盟书等文种，有些是上述文种的变种。

一些公文当中还可以加补充词汇，比如加盖皇帝印玺可以称为玺书，皇帝亲手书写的叫手赦、手制、手诰等，只是表示重要性和重视程度，与正常的公文实际上是一样的，其中甚至还有保密文件专用的蜡弹书或蜡丸书。

公文当中并非所有都要加盖皇帝印玺，按规定皇帝的八枚印玺各有各的作用。在实际操作当中，公文大多只加盖三省的印章，能够算得上玺书的数量很少，只是在册书、慰劳制书、论事赦书、批答、吊祭文书、铁券等少数文种上使用。

根据唐王朝历任皇帝发布各种公文年均数量来看，最高的是唐睿宗李旦，在位两年期间留下了72道公文，应该是为清除武则天、韦后等人的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唐王朝的末代皇帝哀帝李柷在朱温控制下当了3年的皇帝，也发了60份公文，但这明显和他本人没什么关系。

我们熟悉的唐玄宗李隆基年均公文数量排名第三，在位45年留下了近900份公文，总数量达到第一，占所有唐朝皇帝下发公文数量的30%；

初唐时期的皇帝留下的公文数量相对比较少，李世民的年均公文数量仅排11位，位列中游。最少的三个皇帝分别是唐高宗李治、唐僖宗李儇，以及武则天。

公文写作历朝历代都是一门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学问，中唐名相陆贽就曾经编写了一部《备举文言》，用以为公文写作提供帮助；白居易也编写了一部《白朴》，相当于现代的公文写作大全。

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而公文这种文体又不能出现歧义，就逐渐形成了公文的标准格式，用一些固定的文字作为公文各部分区分的标志，比如开头用“准”字引领，结尾用“谨”字，就如现代公文开头用根据某某规定，结尾用特此通知等等。晚唐武宗时期，名相李德裕开创了一文一事的公文制度，公文更加简练、规范。

公文字体明确规定用楷书，当时的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是到现代仍然无人能够超越的楷书大家，所以楷书在唐朝时期发展到了巅峰，维护了公文的严肃性。

对公文书写纸张也有具体要求，原来用白纸，但容易被虫蛀，于是唐高宗时期专门下诏书规定，“自今以后，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及下县，宜并用黄纸。”经过染色的黄纸虫子不吃，保存的时间会长一些。益州等地生产的黄麻纸、黄藤纸也成为各种公文的专用书写纸张。

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又改了回来，规定一些皇帝重要的制书用白麻纸。

这么多公文，在没有印刷术的古代，就要有专门的人进行抄写。尚书省是各种公文的具体执行机构，安排的人员数量也是最多，按编制来说，就有令史18人、书令史36人，以及各种抄写人员100人，其中就有专门的楷书手。

公文受到唐王朝的法律保护，官员写错字了要挨棍子，有伪造或者改动公文的，从挨棍子、流放到绞刑不等，当然皇帝的制书最重要，伪造、改动制书才能享受绞刑待遇。

唐王朝公文当中无论是臣子向皇帝上奏的公文，以及臣子代替皇帝撰写的制书，都是既体现出公文的规范性，又表现出有些官员的出众文采。这些本身就是文学大家的官员写出的公文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文章，张九龄、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是其中代表。

在通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只能通过一篇文章把所有的意思都表达清楚，这是与现代先沟通、协调清楚再行文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内容来看，初唐时期虽然重视公文的文学性，但当时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虞世南、孔颖达等人并不以文采见长，这些人除了公文之外也没有什么文学名篇流传下来；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公文开始文学化，文采风流但务实性较差，相对浮夸，盛唐有所好转；到了中晚唐由于多年科举制度，朝中各级官员往往文学水平较高，或者掌权者往往招募文学大家担任幕僚，公文也兼具务实性和文学性的特点。

唐时能够为皇帝撰写制书、赦书的可以被称为“大手笔”，有学者总结，其中陈叔达、岑文本、苏环、李峤、苏颋、张说、常衮、李吉甫、令狐楚、李德裕等10人最为名副其实，分别是初唐5人，盛唐1人，中晚唐4人。

唐时的公文体系和演变过程非常复杂，用最简单的文字试图整理出一个基本脉络总会有所遗漏。但有了基本概念之后，对我们查阅当时第一手历史资料是有一定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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