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不对匈奴进行“德教”,而是劳民伤财的打仗呢?
今天边肖带给你西汉和匈奴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边肖一起看看。
什么是“德”?如果只理解为“人品”,难免流于表面,也无法理解汉匈战争的本质,更无法理解汉武帝为何与匈奴征战40年,沙漠寸土不让,差点杀了财主。
汉人大骂匈奴是土匪,仿佛是未开化的物种,说不出“德”。举个反面的例子吧。南匈奴皇室有个伟人叫刘渊。西晋末年,他建立了一个叫“汉”的政权,史称“赵涵”。这个刘源,国学基础背后,对儒家五经了如指掌。他曾批评周波关英,说他们不能帮助中国皇帝创造启蒙。
刘渊的赵涵政权,虽有胡风遗骨,但完全是按照中原汉族的“德治”思想建立起来的。刘源本人积极实践中国文化。比如他的孝道不比汉人差。母亲去世后,他“号啕大哭,哀悼邻居”。
所以匈奴是人,也可以教育。“德育”对他们来说是可行的。那汉武帝为什么不“以德服人”,教育成本有多低,为什么要浪费生命和金钱?
首先要把握“德”的本质。“人品”只是“德”的表征之一,是不可多得的部分。“德”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治国理念。简单来说就是规定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很难理解,可以参考“法制”,只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德治”讲究“仁义礼智信”,四书五经环绕,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制”先不说这个抽象的东西,你可以不厚道,不公正,但是如果你的不厚道,不公正损害了别人的利益,那就做你,用具体的条款约束你。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法制,因为越到后期“德治”越失去效力,“德”逐渐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修身目标,法律就出现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德”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以家庭伦理结构为代表的统治秩序。“法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商业资本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农耕文明社会结构简单,人与社会的交集少,相互依存性差。这种模式不适合工业文明,必须重建。
回到正题,什么是匈奴模式?他们是落后的游牧文明,他们是“道”的社会结构,“德”不适合他们。
“德治”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之上的。匈奴做不到。他们以打猎为生,不会种地,不会织布,也不会盖房子。气候好,水生植物丰富,牛羊肥壮,自然灾害时可以安心生活,喝西北风。
即使有了好收成,他也想用牛羊毛皮把它还给汉人,但它仍然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因为汉人对这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但汉人拥有的东西对匈奴来说是必需品。这种不平衡导致了“贸易逆差”。
以上两个问题靠美德能解决吗?
人以食为天,游牧文明的天然缺陷决定了他们生存的艰难,所以掠夺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道”,人类存在的原始法则,丛林法则。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会对牛羊鱼虾说“德”吗?吃他们是我们存在的“道”,匈奴人就是这么想的。不是种族,是环境。如果他不能永远吃牛羊肉,他就不会抢你。
匈奴人也想通过贸易解决自己的短板。可惜汉人不买。你的东西不是必需品,没有议价能力。跟你交易就是给你面子,惹你生气,不跟你交换,饿死你!
这也是中原政权经常与游牧民族发生边境贸易冲突的原因。他急用,我们不给,我们还“压榨”他。人把自己的牛羊都卖了,却换不到急需的。不抢就不能被诅咒!
其实这种冲突与“德”无关,汉人是冤枉的。我不是想让你为难。市场供求就是这样的情况。不能谈就不做生意。匈奴着急。这不是生意,这是我们的生活。
对匈奴人来说,你们掐着人家的命说“德”不好笑吗?
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匈之间的矛盾不是“以德服人”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冲突的必然结果。清末,西方防侵华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
南匈奴后来变得温顺快乐?袁如何“贤惠”?南匈奴投降汉政权后,定居在河套地区,胡、汉杂居,不再是单纯的游牧地区,农业文明发达。在汉人的影响下,匈奴也拿起锄头,装上织布机,自给自足。
汉武帝能否「以德服人」?理论上有可能,实际上不可能。
当我们明白“德”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时,我们就要知道,要想让对方被“德”打动,就要让他过上“德”的生活,让匈奴集体进入农业文明。
你能做到吗?太辛苦了!
在沙漠草原上,它不能种植作物,土壤质量和气候也不起作用。中原平原是上天赐予汉人生存的宝藏。草原上的人只能游牧。汉武帝能解决吗?
把匈奴全部迁徙到汉地?你愿意,人家未必愿意。也有匈奴人愿意这么做,比如刘渊。后来鲜卑等少数民族迁过来,最终成为汉人。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涉及到他们自身的裂变,以及他们与汉族关系的变化。汉武帝可以影响他们,他这一代人根本承担不了这个工作。
这些都不行,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发展边贸,本着白求恩的精神打破供需,强迫汉人做“赔本买卖”,或者国家补贴匈奴。你觉得汉武帝会怎么做?你怎么了,锤他!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