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的俸禄很少，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想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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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员的贫穷是历史上最著名的。

有多穷？首辅李东阳，冬天烧不起煤；大官哈里，吃肉成了新闻；甚至《明史》。《食志》中也说，“自古官薪薄，再无明朝。”

工资低到连后来的史家都受不了，明朝的官员都惨。

但是，当这个事实与另一个史料相比较时，似乎就有了意义:明朝276年，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学者就有两万四千多人；根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记载，明朝只有一次乡村考试，平均通过率只有4%左右，更不用说比较严格的会议了。

这两份史料说明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明朝的官员很穷，但是想当官的人很多，没有平时多。

这很奇怪。都说“天下熙熙攘攘，百益来”。既然当官的不赚钱，为什么这些文人还要在科举的木桥上推来推去N年？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抱着“一家之主，平天下”的理想走上仕途的。但关键是，再丰满的理想也不能当饭吃。如果海港峰再清晰脱俗，“菜色”的要求也必须满足——海大人一生结过三次婚，娶过两次嫔妃。要不是这样，他会舒服一点。

按常理来说，在两万四千多进士中，不可能人人都像徐阶、张四维那样富裕，衣食无忧，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明朝的官员大概没有他们看上去那么穷。

可能有人会说:废话。官员说了算。如果他们腐败，他们肯定会很穷。

但事实上，在明朝，水清如镜的官员很少，但真正敢于放开手脚的人并不多。毕竟明朝帝国还是挺尽责的——比起金钱，大部分人还是觉得生命更重要。

在清官活不下去的时候，在贪官没有勇气的时候，明朝的官员是怎么活下来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明朝官员的灰色收入——定期的钱。

第一，地方官员的赚钱方式

定期钱，顾名思义，就是各级官员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收入。虽然国家制度没有规定，但是如果不交这笔钱，就什么都做不了。说白了就是“吃拿卡”。

套路钱不是什么新鲜事。宋朝到元朝，官员也有类似的灰色收入。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各种常规货币多种多样，不断翻新，成为各级官员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明代各级地方政府中，罪犯姓名和钱谷是重灾区。

《明朝那些事》详细描述了两种常见的钱案，即“淋尖踢迎”和“火耗钱”，属于“钱家”范畴，不再赘述。其实“刑名”，即官员在司法事务中要求的定期金钱，有多种模式。

《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宋武捅了孟州安平村，刚进监狱，一个好心的犯人提到了他:”...如果包裹里有一封带着人情的信，用的是银子，就拿在手边，用更少的时间寄给他。吃了杀人棒也可以轻弹。如果没人给他，那就尴尬了。”犯人所说的“人情”是金钱的一种常见形式。

宋武是个硬汉，所以他自然不吃这一套，但如果他不想要仁慈，至少100根“杀人棒”是无法避免的。

普通人既没有宋武的本事，也没有宋武的运气，所以他们自然应该老老实实地送这个“人情”。

明末，文学大师王有鼎曾写过一本书《浙江狱志》，书中记载了大量地方官员“吃犯人”发财的例子——

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叫朱的乡绅，被牵连入狱，坐了几年牢。

他一进监狱，就有人告诉这位朱先生:首先你要把定期的钱付给监狱官，然后还有监狱官、监狱长等人，不能全部漏掉，否则你就惨了！

按照乡绅的说法，只要你给足了规矩，就算犯了重罪，在监狱里也能吃喝好，少数有钱人甚至可以在监狱里自己盖房子。

但如果不制定通常的规则，就会吃亏。

明代监狱里有一种牢房叫“狱卒”，建在肮脏潮湿的地方，专门关押这些没有制定通常规则的犯人。除此之外，这些狱吏还专门在他们的牢房里“覆盖着腐草”，各种各样的蛇、昆虫、老鼠和蚂蚁钻了进去。一旦进了这样的牢房，犯人是不可能睡好觉的。

小官吏那么难打发走，法庭上的正义倡导者也不例外:如果罪犯家属上上下下不照顾事情，会被关起来重审一年半，直到你老老实实送钱。

刑名和钱谷只是正规钱的冰山一角。地方官员可以想出办法在水利、公安、水运、盐政、卫生等事务上收钱。万历时期，军部尚书谭纶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军队里要正规钱的情况的书:“刚到的时候会要钱见面，发现有正规贿赂。”，使士兵怨声载道，甚至产生了大量士兵逃亡的现象。

那么，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只收基本的定期的钱而不额外收费，他每年能拿到多少呢？

海瑞在浙江淳安任知县时，曾经详细描述过前任知县每年收取的定期钱物的种类。共有21项，全部兑换成现金白银高达26720白银，几乎是一个县长工资的100多倍。

淳安县距此仅80里，是当时浙江省最穷的县之一。据哈里说，一个县长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即使没有腐败，他也能获得8000多英镑的“合法”收入。另外，到了之后收到的是“饭钱”，离职的时候是“送别钱”，收入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县长的收入不能完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而应该有三分之一左右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县长。而知府又不得不循规蹈矩，就这样一层一层递过去，渐渐形成了一张闪着白花花的银子的利益网。

第二，向北京官员收钱的技巧

与地方官员相比，北京官员获得固定资金的渠道要少得多，因为他们不直接接触地方事务，“县官不如现管”，北京官员也不可能直接向地方伸手要银子。

所以，京官不能收钱吗？当然不是——

作为北京官员，他们的定期钱基本上来自于各级官员的“进贡”，最大的来源是“考察”。

明朝前期的“巡察”制度并不正规，直到弘治时期才确立了“京官六年一次，洋官三年一次，朝觐随后”的制度。

每一个考察期都是地方官员最忙的时候——想保住位置的，不想换地方的...出于这个原因，地方官员必须关心关系，寻找朋友，无论他们是老乡、同姓学者还是上官的老师...只要能建立一点迂回的关系，这些地方官员就急于开路。

关于朝觐年的这种情况，哈利有一个形象比喻:“北京官员收租年”。嘉靖年间，大学生张聪也说过:“来到部里的大臣，有志向的人很难做事，没有志向的人很难顺从。它是内阁的金库。今天的主管叫惯例，是惯例。这是一种自然趋势，是监管者和部委的国库。”

更有甚者，严嵩等贪官把持吏部大权时，利用自己的权利，直接为亲信安排各种肥差，收益输出不是普通金钱可以衡量的。

那么，当京官们公开接受“套路”时，皇帝是什么态度呢？

事实上，在明朝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大力反腐之外，他之后的皇帝对这些“定期的钱”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皇帝也知道官员的工资太低，不得不给人一条活路。皇帝有皇帝的道理:如果工资不够，不允许官员得到一些灰色收入，谁来工作？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做？

——所以“人不举，官不究”，只要不太过分，就这样。

皇帝默许了，官员们放任自流。于是，“套路案”种类越来越多，官员官财越来越旺，于是明朝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差。但是在广大文人眼里，做官这么赚钱，自然是为了争夺科举和功名:“书自有金屋”，古人没有骗我！

但是，官员高兴，老百姓却很不高兴。这种不快累积起来，终于来了一次全面爆发——就这样，给明朝带来了末日。

都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可是明朝的官员却把人民当成了ATM机。他们怎么可能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