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到处“点火”：“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1978年，邓小平到处“点火”:“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世界舆论中，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不称赞中国人的报纸之一，但它把邓小平视为例外。它说:“邓小平永远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另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称，邓小平“为未来的历史方向提供了比今天任何人都多的希望”。

然而，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的改革浪潮震惊了全世界。1978年秋，邓小平复职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努力工作。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运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伎俩和策略，进行激烈的斗争、斗争、谈话和争论。他又掌权了。”但他一直没能遏制住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在当时，华国锋仍然是掌握中国方向的“英明领袖”。大政方针没有实质性变化，阶级斗争还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极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国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不足以取代中国。虽然他的理论不再是右翼逆转的“逆流”，但它远远没有成为我国治理的主流。至于20年后被所有人认可的“邓小平理论”，当时人们想都没想。当年，口耳相传华国锋的教导:“永远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一代代高举起来。”

邓小平想要前进，但他忍不住解释过去。他不能带着沉重的过去带领中国走向未来，不理清过去就无法前进。不仅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谁掌权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成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毛多次批评，两次失败的那个人。回到这个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没有精神支柱的中国还有实力走向未来吗？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权力体系，以后再也不会继续作为中国的基础。但这肯定会牵扯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但华国锋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能和华国锋没有关系吗？如果联系华国锋，能得到许可吗？这些东西，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是很难理解的，即使以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来衡量，也会莫名其妙。但在当时，也就是1978年秋，这些问题确实是中国大局的重点。

从1977年春天开始，北京的这种对抗就无法停止。坚持“两个凡是”阵营的人，看似一步步崩塌，但造反队伍却越来越强大，就像一场“灾难”，四处打滚，到处惹事。1978年夏天，这场“灾难”冲出了中南海高高的红墙，冲出了这座古城，席卷中国。

奇怪的是，第一个感受到冲击的地方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中国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批理论学者说:“鼓起勇气去追求真理”，“不要让这成为禁区，那也是禁区”。两个星期后，这股“逆流”滚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义臣要求下属“解放思想”，并鼓励每个人都用近乎煽动性的语气说话，不要扎辫子、不要戴帽子、不要打棍子。两周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更直接地说了出来。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下最大的”。然后，西北方再次回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表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并补充说，是否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问题”。然后，这种“逆流”转向了南方。9月初，福建省委书记廖高智表示，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还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句话并不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这样。然而，邓小平并不认为只有这些省书记才能说出来。就像他后来说的，“从论证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从书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命力就停止了，它就要死于党和国家。”他一向善于审时度势，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想把这场辩论扩大到全国。争论越彻底，“凡是”越丢人，他们的理论越彻底就能成为新时代的主流。因此，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邓小平实际上是在17个月前开始的。

1977年4月10日，他表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补充说，“两个凡是”是行不通的。1978年5月30日，他说:“现在连实践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简直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些人仍然认为，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会犯下可怕的罪行。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是，他们只需要复制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话。否则，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精神的。他们提出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必然的。有人争论的原因是“两个凡是”。邓的讲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说的。现在，他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城。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隆隆向北。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微弱的晨曦中抵达吉林省陶莱召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安一直在车站等候。在既定的国家事务程序中，此行在他访问朝鲜返回时顺便访问了东北三省，但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心中酝酿已久的行动。火车停了一小段时间，他要求发车，向北开往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然后不停地往哈尔滨跑。他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嘴里却说“我没有更多的好主意了，就吹了。”。他和李安谈了物质奖励问题，和大庆党委书记陈烈民谈了引进国外设备的问题。他说，权力过度集中是国家体制的弊端，“不可能解决”。他还说:“请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带回来。”。他只是随口“吹”了一声，其实并没有说出他脑子里最迫切的想法。一天后，9月16日，他抵达吉林省长春市。进入南湖宾馆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次，他不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人们的思想都是僵化的，一切都算在上面，而且华主席和哪个副主席都有发言权，他们根本想不到或者真的消化不了……”

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这座环湖密林环绕的美丽建筑中起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心动魄。这些人虽然不是北京官员，但也是高官，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他们知道邓小平说了什么，他们知道这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然而，我想不出邓小平更尖锐的话: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众所周知，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凡是”不是很有名。毛主席圈起来说的不能动，毛主席做的说的不能动。这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吗？不行，做不好，会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但当时世界上没有。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哪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具体的革命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理念，能否指出这样一条道路？我们能使中国革命成功吗？

说完这些话，邓小平离开长春去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还暗示“两个凡是”使中国变得悲惨，以至有一天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他说:不恢复毛主席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太落后，说实话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太好了。外国人说中国人能忍多久，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好人，耐心就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的话是针对这些高官的，但毫无疑问，他们更受普通民众欢迎，更容易在普通民众中激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

事实上，邓小平确实希望全国都响应他。他告诉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胜，我到处点了火，这里，广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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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给留有余地；让邓有事给他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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