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们的玩物玩具 西洋钟表是清朝皇帝独占的玩物 非也

当西方传教士在明末进入中国时，他们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奇怪的东西，其中自鸣钟是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进入清朝后，由于康和三朝皇帝的不懈追求，紫禁城内藏有大量精美的钟表。现代读者还可以通过内务府和传教士的记录，了解到宫中西方钟表的泛滥。也许故宫藏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太耀眼了。此外，雍正王朝开始严令禁止教课，传教士的活动也仅限于首都及周边小地区。很多人自然认为西方钟表的宝藏只是皇帝的禁脔，别人很难染指。

极其喜爱西方钟表的乾隆皇帝，实际上是要求官员晚年要节俭，不要向钟表进贡

在清朝的宫廷里，许多官员习惯于用钟表来记录时间，而不是传统的中国钟表。比如皇亲国戚或者军务大臣级别的人，可以被皇帝为了忠诚而送人，也可以通过权力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贿赂，长期以来西方的钟表都变成了日常用品。活跃在干、嘉、道三代的学者曾总结说，西方钟表是从康熙时期传入中国的，现在几乎人人都有士大夫阶层。比如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余敏忠，在起草稿的时候，一定要把时间表放在砚台旁边，以免耽误。乾隆皇帝的姐夫傅恒，不仅自己拿着手表，还为家里的仆人提供手表，就是为了随时查看时间，保证自己能按时做事。曾在金川一线工作的刘，带着秒表来到军营，帮他方便处理军务。

与主要用作计时工具的计时码表相比，自鸣钟具有更多的装饰功能。许多有价值的自鸣钟品种不仅具有基本的计时功能，而且还附有许多装饰品和机械玩具。通常，移动的角色或动物被放置在自动发声的钟内。每次时钟报时，这些器官都会出现奇妙的外观，做出许多灵活的动作，吸引人们的注意力。1798年，一位安徽游客在广州洋货市场看到一个装有可以自由书写的木偶的自鸣钟。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两淮盐政向广东商人买了一个dzmz进贡。也是一个可以出现在时钟里的木偶人，可以双手跪拜，写下“万寿无疆”几个字，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英国人送给乾隆一个自鸣钟，装饰非常豪华

自吹自擂的钟声，被视为地位的象征，也与官场的奢靡腐败息息相关。乾隆末年，有人到厦门海防同治官署参观，发现大殿两侧立着两个dzmz，官署养的戏班能手拿一块西洋表。厦门防务同治论的水平只是正武平的一个官员，但因为它担负着海门检查放行等重要职责，根本不缺奢侈品资源。福建的另一位官员，一位地方官员，在他因腐败而下台后，被抄走了家中的十几个西方钟表。这种能量可见一斑，足以让我们一窥西方钟表在官员中的泛滥。然而，小沈阳家族收藏的大贪欲就更夸张了。据说几百个西洋钟被调查后被抄出了他家，很神奇。

我们来看看民间钟表的受欢迎程度。清代，江南、福建、广州形成了三个地方钟表工业基地。这些地区是明末清初传教士最活跃的地区，他们的对外贸易也最发达。各种便利的条件造就了当地的钟表业。起初，传教士只雇佣能在江南地区帮忙修理的个体工匠，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工匠们从简单的修理发展到组装钟表，后来甚至独立生产配件。康熙初年，江南地区出现了黄律庄、纪平范，乾隆朝出现了一些擅长制作自鸣钟的名人。顺治时期，一位经常与传教士合作的钟表匠的后代，直到嘉庆时期都是当地一家钟表店的老板。一些当代学者参观了1816年在苏州建立的一块石碑，它被称为“制表业交易纪念碑”。主要内容是打造一座陪葬行业的纪念墓，说明苏州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成熟钟表产业。与碑文相对应的是，同期松江学者徐朝俊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高·秋》，其中收录了一卷《自鸣钟表法》，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西方钟表修复著作。

1820年左右广州的一家西式手表店

随着制造业的形成和贸易的发展，西方钟表渗透到民间生活中，当时的许多诗歌都透露了相关情况。以时间、分、秒三针命名的“三针表”，在进入中国后获得青睐。乾隆年间的北京诗人杨弥仁在诗中写道:“三针洋表最时髦，手拿牛皮，胳膊夹鹰”。干嘉时期活跃在扬州的学者苏林门，专门为他的洋表写了一首诗，说他“腰缠万贯，觅知音，托玉托金”。他还在这首诗的序言中介绍，西方一针手表的价格只有几十两，最近市面上出现的三针洋表，修正得更精准，价格也更高，但并没有阻止扬州的时髦人士用手购买，挂在腰上作为装饰品。有趣的是，1816年访问清朝的阿米斯塔德使团在中国之行中不断受到关注，这些当地人迫切想购买使团成员携带的外国手表。1844年前后，英国传教士在福州的钟表店发现，这里最精美的产品是欧洲货，应该是以大官富商为主，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商品是中国的仿制品，可能是以大官富商以下的阶层为主。商店在销售商品的时候，也会给一张纸条，上面为了方便顾客，将流行的阿拉伯数字或者罗马数字翻译成中文。

广州十三行外景，这里曾是清代引进西洋钟表最重要的窗口。

对于以钟表为代表的外国商品的流行，清人也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军用飞机张静赵翼，不仅喜欢天主教堂的钟声，还有一块外国手表。他认为，这些精巧机器的发明表明，世界各地都有开拓者，不仅仅是中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开放和有价值的概念。当然，还有更痛苦的言论。仅鸦片战争前后，就有不少学者对洋货的影响表示担忧，甚至觉得西方钟表是用来骗取钱财，迷惑中国人的。可悲的是，这个群体中还包括一些当时比较开明的人，如、龚自珍、萧。当然，他们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哀叹自己的国家只会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遭受损失。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大门被迫打开，越来越多的洋货涌入。毕竟，疲软的本土制造业没能抵挡住这股浪潮，完全让位于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