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的武功是如何衰落的 蒙古铁骑的武功是如何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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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嘉 辰路 乾隆时代的藏传佛教改革 提到蒙古军队，我们脑海中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历史上那只由成吉思汗率领的威震四方、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他们横扫了整片欧亚大陆，征服的疆域史无前例的大。那是一段属于蒙古铁骑的黄金年代，至今仍被历史迷们津津乐道。 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现今的蒙古国军队羸弱不堪，全国军队总数只有一万人左右，还包括那被网民们时常笑话的「 ”蒙古海军”。蒙古国军队更神奇的地方在于，作为一只现代化军队，自从2010年颁布《蒙古国家安全构想》后，军队竟然重新设置了喇嘛职位，军队礼佛诵经的现象司空见惯。今天的蒙古国军队只是一个加强版的警察力量，根本没有实力实行对外作战。 我们脑海里威猛的蒙古铁骑印象，和软弱无力的蒙古国军队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蒙古铁骑的武功像流星陨落般急剧衰落？ 一、藏传佛教为何是蒙古人的信仰？ 在探索其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有趣的历史话题：藏传佛教从字面上来看，我们很难将它与远在西北草原的蒙古部落联系在一起。那么，藏传佛教为何演变成了蒙古人的信仰？ 起初，蒙古人是有自己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一词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 ”兀室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萨满教是一种原始信仰，起源于人的自然崇拜。它并没有固定的教条或信仰体系，它更接近于巫术。这也暴露了萨满教的一个核心弊病：它的宗教信仰与解释内容往往具有随意性，它并不构成解释世界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 萨满教风格剪纸 萨满教的危机来自于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国的版图扩张。萨满教在蒙古帝国的失宠有两大原因：一是，当时萨满教的主教阔阔出的出格行为。阔阔出利用蒙古人对萨满教的信仰，频繁干预成吉思汗的政治活动与军事活动，试图建立起「 ”宗教控制政治”的模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成吉思汗以「 ”天不爱他”的名义将其赐死。这件事情导致了萨满教在成吉思汗心目中地位的急剧下降。 二是，蒙古帝国需要一种更加高级的信仰体系。如果说萨满教主教的野心只是导火索的话，成吉思汗在军事征服的同时也早已意识到，利用萨满教这类巫术的方式是无法控制住疆域辽阔的帝国土地。由于巫术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神秘活动，它既无法采取理性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也无法为信徒提供一个更加牢固的信仰基础。这也暴露了萨满教最重要的弊端：它内部不存在一种逻辑自洽的解释，它没有统一的教义，全凭巫师的主观臆断。在文明化程度较低的原始社会中，萨满教凭借装神弄鬼的巫术，暂时还能满足蒙古人的自然崇拜心理。但是随着蒙古铁骑不断与其他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产生碰撞，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难以被萨满教解释。这也势必会让成吉思汗思考一种新的帝国宗教的可能性。 因此，成吉思汗决定采取宗教自由政策，允许不同宗教平等发展。成吉思汗的包容心态为蒙古族接触各种宗教提供了可能。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随之解体。他的子孙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不同的宗教。西亚和中亚的汗国纷纷改信伊斯兰教。而位居中国的忽必烈，最终选择了藏传佛教，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正在于忽必烈与藏族年轻高僧八思巴的亲密关系。1253年，忽必烈受蒙哥委派进攻大理，准备南下穿过藏区的时候，与当时已颇有威望的八思巴会面，随即被八思巴的谈吐学识折服，拜为上师。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奠定了八思巴在全国佛教领袖中的地位。1258年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佛道辩论会，在这场辩论会中，八思巴尽管是以观摩者身份出席，但是在佛教方处于劣势的时候，他指出了道教论据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最终使得道教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自此之后，佛教在元朝宗教领域内占据优势地位，而八思巴也被公认为佛教的领袖。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藏传佛教也成为了元朝皇室的「 ”御教”。 藏传佛教从元朝皇室普及到民间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清代，藏传佛教已经成为了蒙古族的全民信仰。乾隆皇帝曾对此评论道：「 ”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这里的黄教指的便是藏传佛教，民间更通俗的说法便是喇嘛教。在清代，藏传佛教已经是蒙古地区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利用藏传佛教，将其作为稳定蒙古的催化剂，成为了乾隆皇帝对蒙政策中需要考虑的核心部分。那么，乾隆利用哪些方式把藏传佛教充当为治理蒙古的手段，又收获了怎样的效果呢？ 二、乾隆帝对于蒙古宗教制度和朝贡贸易的改革 我们都知道，灵童转世是藏传佛教决定主教继承人的最重要环节。在乾隆之前，灵童转世的方式是「 ”拉穆吹忠”，即作法降神，指认转世灵童。也就是说，「 ”拉穆吹忠”的核心做法便是由一位西藏巫师在经历做法之后，随即指认达赖和班禅的下一任继位者。「 ”拉穆吹忠”的方式更偏向于原始的巫术，使得藏传佛教的继任人时常广受质疑。表面上看似随机指认，但实际上很容易陷入到外部势力的干扰，经常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一制度令乾隆非常不满意，他说道：「 ”近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其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 ”拉穆吹忠”指认继承人的做法，使得西藏的造反派有可能选出一个反对清廷的继任人，从而加剧这一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乾隆便宣布废除此法，代之以今日闻名的「 ”金瓶掣签”。「 ”金瓶掣签”的大致流程是，在全西藏确定二至四名候选人，然后僧众们要诵经祈祷七天或者九天，在掣签之日，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签子上放入金瓶中，最后由驻藏大臣摇动金瓶，掣出一签，当众宣读掣中者名字，此人也便是灵童。与「 ”拉穆吹忠”的区别在于，「 ”金瓶掣签”不仅在初选环节中已经经过一轮清廷的筛选，尽可能避免了选出一个反对清廷的继任人的情况，而且在最终的掣签环节中增加了选拔的随机性，使得这一做法显得较为公平，也容易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 「 ”金瓶掣签”不仅仅是一项宗教改革事务，它背后是乾隆精明的政治考量。第一，它尽可能避免了教派内部对当选人的争斗；第二，它使得灵童转世的合法性与中央法律程序的合法性结合起来，这也解决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冲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于灵童转世的金瓶有一处放于西藏，选拔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而产生蒙古地区呼毕勒汗的金瓶则放在了北京的雍和宫。 这使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事务有所分离，避免两地联动谋反的可能。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中心，也由拉萨转向了北京的雍和宫。 雍和宫是仿照元代大都的藏传佛教学校而建，并且聘请西藏的高僧驻扎在京城，教授蒙古的传道喇嘛，并经常招募蒙古的僧人来到北京雍和宫接受宗教教育。当然，清代在京城的藏传佛寺不止雍和宫这一处，有处在外城专为接待蒙古使团的黄寺、黑寺等，也有在内城多用于举办庙会的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甚至在皇帝日常起居的西苑附近也建有藏传佛寺。 藏传佛寺不只是单一的宗教符号，清代围绕着藏传佛寺而发展出多元的社会交往。我们都了解，藩属国与中原保持交流的重要渠道便是朝贡贸易，藏传佛寺便是蒙古商团在北京的重要落脚点，而原本僵硬的朝贡贸易也在这一时期焕发了新的活力。乾隆非常重视蒙古的朝贡贸易，一方面不断修建京内的藏传佛寺，以求吸引更多的蒙古王公贵族来京，满足他们的宗教追求；另一方面，乾隆提供了非常优渥的贸易政策，帮助更多的蒙古商队来京有利可图。例如喀尔喀蒙古王公每年十二月份都会来到北京朝觐，前往藏传佛寺进香，以政治与宗教为修饰，实际上西黄寺和附近的外观成为了蒙古王公部落来访北京的固定驻扎地，围绕着西黄寺而形成的年度庙会集市也成为了喀尔喀蒙古在北京重要的贸易据点，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清代蒙古的朝贡贸易有着哪些独特的制度，它的重要性又如何呢？ 首先，清廷为蒙古的朝贡贸易提供了制度上的诸多便利与经费上的无偿补助。在制度层面，原本所有的商人在经过张家口税关时都需要缴纳税金，但是清代给予蒙古贸易的特权便是：蒙古人以朝觐免税。当然，凡事有好有坏，这在提高蒙古商队来访京城积极性的同时，也在中间夹生了许多商队寄生虫。蒙古贸易的规模通常并不小，由于免税的特权，还经常夹带一些汉族商人的货物，以至于虚报、扩大数目司空见惯，导致张家口的关税一直没有太大的增幅。关于经费上补助，指的是蒙古王公到北京的路费由清政府完全拨付。蒙古王公带着大量的随从进京路过驿站，由驿站提供人夫、马匹、饮食等，每年理藩院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是极为慷慨的。清代为蒙古的朝贡贸易提供了基础的制度与财政保障，极大方便了蒙古王公部落来访北京，通过政策优惠与财政补贴大大加强了双方互动的频率与向心力。虽然前朝在传统的朝贡制度中也为蒙古贸易提供部分的财政保障，但是清代的幅度与力度均为各朝之最，这也是清代对蒙政策的亮点之一。 其次，清代的蒙古朝贡贸易已经由土贡转为进贡俄罗斯产品，在贡品与贸易货物的清单上发生了显着的改变。原本在清代之前的蒙古朝贡贸易中，蒙古以输出牛羊马等土特产为主；有趣的是，在清代蒙古的贡单上出现了海龙皮、鸟枪、貂皮、珊瑚和琥珀等俄国货，甚至还有金刚石、软革、镜子、钟表等西洋货。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中俄的恰尔图贸易，而蒙古的朝贡贸易作为其中的中介环节，同样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可知，原本传统意义上部落与部落，或者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清代时已经逐步发育为一种容纳区域经济的复杂关联。因此，清代对蒙政策的影响并不只是聚焦于该部落的稳定，更涉及整个东北亚局面的平衡。这也是清代对蒙政策的影响效力，较之前朝大大扩散的地方之一。 总结这一部分，清代的蒙古朝贡贸易在政策保障上更加完善，在社会活动上更加多元，在影响辐射上更加扩散。这也反映着清代在对蒙政策上的适时调整与卓越效果。从主观条件来看，围绕着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以及社会事务，大大增强满清政权与蒙古王公部落作为共同体的亲近感与向心力，有效消解了两方在文化上的对立可能；从客观条件来看，对蒙关系的稳定，进而整个东北亚关系的稳定，通过蒙古朝贡贸易得到有效的维持。因此我们可以说，乾隆对藏传佛教的利用是充分和有效的。如果说明代与蒙古的关系是一道「 ”军事长城”的话，那么清代则修筑了一道「 ”宗教长城”，将对立消解于无形之中。 三、作为藏传佛教信徒的乾隆 乾隆以上的种种举措也使得清史学界内部形成了一种「 ”工具说”，其核心观点是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是出于利用之心。例如主张「 ”睁眼看世界”的近代思想家魏源曾说过：「 ”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我们可以看到，乾隆采取的对蒙政策是围绕着藏传佛教展开的，确实收效奇佳。 但是让人不禁感到困惑的是，如果说乾隆只是出于利用之心的话，为什么乾隆自身就会带头参加「 ”修习藏密”、「 ”灌顶仪式”等只有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才会参与的宗教活动，次数上也绝不是可能为了表演给他人看的一次两次？另外，乾隆也在自己的寝宫周围修建了许多只允许皇帝进入的藏传佛寺，这又是为何？「 ”工具说”这类视角可能解释了一部分事实，而完整的回答也必须回到乾隆本人的行为与内心，而这又得从乾隆的幼年经历开始说起。 1722年，乾隆的父亲雍正还在位时，青海发生了反叛朝廷的事件。年仅6岁的活佛三世章嘉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礼佛有佳的雍正命令士兵马上找到三世章嘉，并送往京城。安全抵京之后，三世章嘉又不幸患上天花，经过名医治疗后方才脱险。后来，雍正吩咐身体得以康复的三世章嘉与当时仍为皇子的乾隆一同读书。三世章嘉不但在佛学方面很有造诣，还学会了汉、蒙、满等民族的语言文字，且与比他大六岁的乾隆结下了深深的同窗之谊。在乾隆正式登基的同年，三世章嘉也受封为掌印喇嘛，主管蒙藏地区的宗教与社会事务。 清 三世章嘉像 正是有着这一层特殊的同窗关系，乾隆在三世章嘉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乾隆皇帝自己说道：「 ”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①可见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教义是十分精通的。乾隆不仅修习藏传佛教的「 ”显义”，还带头修习藏密。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佛教的教理中分为「 ”显义”和「 ”隐义”。「 ”显义”指的是那些有着明确书面文字记载的教理，通常可以被所有教徒理解和诵读；而「 ”隐义”指的是在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一般通过念咒语、秘语等方式自己私自体悟。乾隆在满清贵族中带头修习藏密，这也成为了满清贵族中的一股新风尚。有学者指出：「 ”追随大皇帝学习佛法并进行体验的行动，几位年轻皇子，宗室诸王，一些大小臣僚，很多没有供职的汉族豪绅以及皇妃身边的太监等也随之信奉佛教。”② 而另外一个事实更揭示了乾隆本人与藏传佛教的亲密关系，那便是乾隆邀请三世章嘉为其举行灌顶仪式。灌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宗教仪式，是藏传佛教信徒入门的标志，类似于基督教的洗礼、犹太教的割礼。在上文中我们提到过的，将藏传佛教确立为蒙古部落信仰的忽必烈，也曾接受时任国师的灌顶仪式。1745年，也是乾隆即位的第十年，乾隆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的寺院，章嘉国师向乾隆传授了《胜乐》灌顶，乾隆帝跪受灌顶。 可能部分人会觉得乾隆修习藏密、接受灌顶的行为仍有矫揉造作之嫌，难免逢场作戏，表演给蒙古臣民观看，但是乾隆自己在住处周围修建大量私人藏传佛寺的事实，愈发证实了他本人是一位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作为皇帝日常礼佛的寺庙，如太液池畔的永安寺、阐福寺等，都花费了上百万银两修建而成。从整体布局来看，北京的藏传佛寺集中在宫廷的西苑和西北郊林区，都是皇帝日常起居场所。更不要说位于遥远关外的热河藏传佛寺，更是乾隆力主修建的。有一位西方的旅行家在观赏热河的藏传佛寺建筑之后，不禁感慨说：「 ”这不仅需要雄厚的财产，还需要伟大皇帝的热忱。” 热河藏传佛寺 经过本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本人在修习藏密、接受灌顶以及修建大量藏传佛寺等行为，都透露出他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绝非主张「 ”工具说”的学者所言，只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乾隆本人与三世章嘉的同窗情谊，以及受三世章嘉感召下带头参与的各项宗教活动，较能反映出乾隆是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 在争论乾隆是否信仰藏传佛教的背后，正是当代清史学界中传统清史与新清史的激烈交锋。传统清史主张清朝的「 ”中原属性”，强调清朝「 ”农业立国”的基本逻辑，以满清贵族的「 ”汉化”为主要特征；而近几十年来逐渐崛起的新清史学派，则凸出强调其作为满族政权的特殊性，由原本的汉族文化中心论发展为具有多元民族格局的帝国论。其中，乾隆本人与藏传佛教的亲密关系正是新清史的主要论据之一。尽管当前我们还无法评判两类学派孰是孰非，但至少新清史的探讨，极大丰富了对清史的研究面向，这点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回到乾隆修建大量藏传佛寺的这个话题上来，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追问：修建藏传佛寺的那么多钱来自于哪里？在历史以往那些朝代，修建大量的宗教设施似乎为国家财政加重了许多负担，甚至导致国库亏空的案例也并不少见。但是在乾隆一朝，修建数量如此众多的藏传佛寺，在财政上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恶性效应，这又是为何？ 这就涉及到乾隆在修建藏传佛寺的背后，存在一个特殊的「 ”小金库”。乾隆一代，有一个专门管理皇室财政的机构，名叫内务府。而内务府多采取发商生息的做法增加收入，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财政现象。内务府向民间亟需资金的盐商，发放银两以求获得利息，此便为发商生息。由于发商生息在成本上十分低廉，操作十分方便，再加之官民之间的权威差异，使得催收还款较有保障。因此，内务府不断地借钱给商人，而商人除了归还规定的本金与利息之外，还出于自发的或者被动的需要「 ”捐输”。「 ”捐输”的本意是盐商自发为了感恩皇帝，从自己的利润中额外再拿出一部分上贡给皇帝。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捐输”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惯例，即便当年盐商的利润并不理想，依然要拿出固定的份额用作「 ”捐输”。因此，盐商向内务府借款的部分原因是用来周转生意，解决零时之需；另一部分的原因是用来捐输，满足此惯例。内务府的发商生息确实为皇室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使得乾隆朝内帑的数量逐渐增加，每年维持约两百万两，其余还有六七百万两拨入户部。由于内廷的其他收入有着固定的来源，因此如果乾隆皇帝想要动用私库大兴土地、建筑寺庙等，这些额外的支出大部分便是依靠着发商生息以及商人的「 ”捐输”来填补。 我们简要介绍了乾隆的「 ”小金库”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在修建藏传佛寺上的支出是怎么样的。我们以修建热河的藏传佛寺为观察对象。热河地处关外，在此处修建寺庙与关内修建寺庙有着很大的区别。关内的寺庙一般来说会有比较牢固的当地信徒基础，同时也可由地方财政负担很大一部分的支出。但是关外的寺庙往往来说当地财政所能给予的补助很少，同时经营寺庙的人员也需要从外地调遣。因此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的活动，与清代统治者本人的统治思路与财政运用情况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负责热河地区修建寺庙等活动的主要财政支出部门是热河兵备道。热河兵备道的库银从当地的地丁田赋所能收入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小部分，其大部分的库银是来自内务府和中央户部的供给。举个例子，乾隆三十六年之后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上的投入非常巨大，经费支出达到百万银两。而这一款项的主要来源正是内务府。同时，乾隆皇帝在每年巡游热河的所有支出，也是出自于内务府发商生息的银两。这便与元代、明代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元明两代皇帝由于大肆举行宗教活动造成国家财政危机。而在清代则改由内务府支付，未成为国家财政负担。 当然，修建藏传佛寺的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比如还包括蒙古王公贵族的募捐，内务府由于收缴贪官赃款的营收等等。但是总体上而言，包括热河藏传佛寺在内的佛寺修建更明显地具有皇家私人属性，主要支出的款项来自于内务府的发商生息。从财政史的角度而言，正是乾隆本人力主推进了这一新的藏传宗教中心的形成，这也佐证了他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 四、乾隆发展藏传佛教的历史影响 清代在民族的多元统制政策上是独有心得的。清代的民族构成不仅包括满族以及中原的汉族，也包括藏族、回族、蒙古族等其他族群部落，而以乾隆为代表的清代皇帝也深知这一点，他们清楚自己作为多民族帝国的领袖定位，这也使得他们倾向于采用丰富与积极的多民族统治政策，这也使得对蒙古地区的治理，在有清一代显得尤为和谐有效。与明代采取传统的藩属朝贡体系从而引起诸多反复甚至是军事对立的情形相比，满清朝廷与蒙古不仅相安无事，更是建立起超越藩属的亲密关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 ”清代的统制政策”中提到：「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再下始轮到中国人。”③满族皇室与蒙古王公部落之间得以形成如此亲密关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藏传佛教。以乾隆为代表的满族皇帝，依靠着围绕藏传佛寺展开的诸多政策，收服和笼络了蒙古王公部落们的心。 但藏传佛教的过度推广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弊端。从蒙古部落的主体角度来看，藏传佛教是造成蒙古军队战斗力下降与社会人口结构失衡的主因。在清代，最有钱的蒙古人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处礼佛。清代的蒙古人已经不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虔诚平和的民族。曾经踏破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铁骑早已成为传说，蒙古兵不但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化军队，即使面对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捻军等也往往一败涂地，朝野早有「 ”蒙兵不能战”的共识。 清初时，蒙古人口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的。在清代整体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蒙古地区的人口变化显得十分异常。由于寺庙林立，僧侣占人口比例畸高：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到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由于社会缺乏劳动力，蒙古地区的生产力迟迟没有得到发展，经济极端落后，再加之高昂的熬茶、礼佛费用，不仅普通牧民大多陷于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多有负债累累者。 例如在乾隆朝之后愈演愈烈的熬茶运动。原本熬茶运动的形式多为进藏熬茶，是西藏境外信奉藏传佛教的各民族，进藏布施的一种宗教活动，以蒙古族布施活动为最频繁、规模最大。在清代最奢侈的一次进藏活动，蒙古的信徒们消耗的物资总计折合1.08万匹战马，534万只羊，54万担小米。同时，又由于在北京大量修建的藏传佛寺，蒙古部落除了进藏熬茶之外，有了进京熬茶的新路线。为了维系蒙古与西藏和京城的交流，清朝政府是十分鼓励蒙古部落的熬茶运动。这在客观上使得大量蒙古地区的财富不断流入西藏和京城寺庙，加剧了蒙古本地区物资的贫乏。 熬茶：清代藏传佛教隆重礼节 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就像有人指责基督教败坏了辉煌的罗马帝国一般，可以说藏传佛教也是造成蒙古人性情大变、日渐沉沦的重要推手。在这个意义上，乾隆的怀柔政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让蒙古人成为了贫穷、温柔、令人随意宰割的「 ”小绵羊”。 在讲完了清代对蒙政策的利弊之后，如果我们把「 ”民族主义”作为衡量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我们会得出两个存在对立的结论：站在清朝统治者与中原汉族的立场上，乾隆朝的「 ”藏转佛教”政策是一张好牌，绝对是利大于弊。清代借助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利用了极小的金钱成本，一劳永逸地消除了蒙古民族潜在的威胁，解决了前朝花尽人力物力都无法解决的蒙古边境问题。 但是，当我们站在蒙古民族的立场上而言，这确不折不扣是一个大悲剧，尚武精神的脱落与社会生产的停滞，藏传佛教的过度传播带领着原本在历史上创造辉煌的蒙古民族，走向了一去不复返的堕落结局。今天，蒙古国再也无力重现当年的金戈铁马，更是丧失了一个英雄民族的魂魄，在一片念经礼佛、香烟袅袅的氛围中持续沉沦。我们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竟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迫使我们进行反思：我们究竟需要采取怎样的思维与立场看待历史事实？ 传统解读历史的思维，总会宣扬一种本民族的「 ”单一视角”。对于本民族有利的历史事实，往往大加歌颂、添油加醋；而对于本民族不利的历史事实，企图遮遮掩掩，甚至不惜篡改。如果说，阅读历史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一面，那么就像吸食鸦片一般，只会在自己营造的幻觉中沾沾自喜，这往往会错漏百出，最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历史从来无法被一种价值观垄断，它本身就是多元和复杂的。历史的这一面可能是喜剧，相伴随的另一面可能就是悲剧。真正具有普适性的历史解读方法，便是跳出某一民族的「 ”单一视角”，站在更宽广的人类视角上审视每一段的历史经过。也许这不得不让我们看清并接受它沉重的那一面，但它也会让我们从中吸取的历史经验更加生动与深刻。只有在我们不再狭隘地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客观公允，也才能收获了一个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解读。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解读蒙古铁骑衰落的这段历史带来的最大启示。 注 释 ①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二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已条。 ② 洛桑却吉尼玛着，陈庆英、马运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页186。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