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大象为何能被选为宫廷礼仪的排头兵？

巨象给人的印象是憨厚稳重，是吉祥的象征。在婚礼或庆典上，很多地方的人会使用充气大象，这在万象意味着“好运”和更新。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开始用大象耕地。五帝之一的舜，据说驯服过大象用于农耕。他死后，陵墓前出现了所谓的吉祥符号，如大象挖土，彩鸟捧泥。皇甫谧《帝世纪》记载:“苍梧之葬下，有群象常为之耕，禹之葬将于寺下，群象耕田。”

大象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随着气候变化和过度狩猎，大象的活动区域逐渐缩小，并迁移到长江流域、岭南地区和云南地区。

除了驯养耕犁大象的传说外，鲁的《春秋古乐》也提到了大象在战争中的作用。“商贾事象，以虐东夷，周公从师，至于江南。”说明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开始驯养大象。

在古代，除了用于战争、日常服务、表演活动，甚至用象牙做装饰品之外，大象还经常被用作古代宫廷仪式的工具。大象作为一种高贵的动物和特殊的仪仗队，可以用于汉代的仪式器械。

算上大象在仪式仪式中的使用历史，它们是如何成为宫廷仪式的先锋的？

《李周》记载:“巾车掌王五路:玉路祭，诸侯不赐；金道客，同姓封；就像通往北方的路，不同的姓氏要封”。《李周》写于战国中后期或汉朝之间，这表明至少从汉朝开始，驯养的大象就被用于中国的祭祀活动。舜作为古代一位杰出的君王，因其德、智而受到后世的尊敬。舜禹就像耕田的传说一样，造大象为吉兽，所以中国很多朝代都用大象进行宫廷礼仪活动。

《三关折》一书中说“汉魏之下有训象之师，列卤书”。可见，自汉魏以来，大象训练一直被用作礼仪仪式的先锋，以显示皇帝的正统地位。蔡邕《独断》卷:“天子出，驾时谓卤书。”卤本是古代皇帝出车时的仪仗队，使用的场合包括祭祀、集会、外出、寻欢作乐等。

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巨大的身体，像墙一样雄伟，是皇家尊严的完美体现。《于今赋志》记载，晋武帝以象为礼:“象大车，汉卤书为先。汉武帝太康吴忠平之后，南越提出要训练大象，并造了一辆大车来赶，以至于黄门主张几十人，让越南人骑。”可见，金代大象已经呈现出仪仗兵的色彩。

后来，由于一些大象脾气暴躁，用鼻子打人，晋朝朝廷认为大象太危险，没有太大的实际用途，也花了材料喂大象，于是从南越撤走了贡象。

唐、宋、元、明、清时期，以大象为乐器的礼仪制度越来越完善。《唐·》记载元年制，铸九州铜鼎，置朝廷。“它还搞宰相和国王，带领南北十几万人，用大牛白象拖着他们。从武莺外面拖进来”。可见，大象在唐代的重大礼仪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朝以前，特别是晚唐到五代十国，战乱频仍，礼崩乐坏。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非常重视礼仪的重建。出于对古代仪式和传统的尊重，以及巩固政权和建立个人威严的需要，宋朝完全恢复了以前的仪式传统。

比如宋帝南郊祭祀大象的时候，宋史有这样一段描述，“宋史。智111。《易威六》:“宋卤书以象为先，以木莲花坐，金芭蕉盘，紫罗绣檐络脑，时胸后泥鳅套二铃杏叶，红斧牛毛吹，尘。每头大象，南越军骑一人跨，领四人，花脚蹼，绣窄衣，银腰带。唐太宗和平复兴国家的第六年，这两个村庄饲养大象，并把它们带到南郊。宝藏在南郊开了九年，他们的大象就停在了六个介绍的前面。”

至于方格本，《松石志卷九九》云:“正和方格本。比如6分左右。后六引:开封陵、开封穆、大乐思、少府、石喻大夫、兵部尚书。”

从以上两个文献可以看出，开宝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称号，太平兴国是宋太宗赵匡义的称号，政和是宋徽宗赵霁的称号。也就是说，从北宋初年到北宋末年，王朝乐器体系中的乐器意象传统得到了继承。宋朝皇帝不仅在有生之年把训象作为一种仪仗队，还把大象做成石像，在死后守护皇陵，以确保身后的安宁和形象。

在元代，仪像也是皇帝巡礼中不可或缺的“大件”。当皇帝去打猎时，他往返于两个首都，或者沿着这条线在“博纳”和“宫殿”里拿着大象地图。但是这些礼仪形象虽然通常比较温和，但如果受到惊吓就会很难控制。

《元史和圣传》说:“皇帝一日猎回，胜参骑，僧扮成舞狮迎驾。大象很惊讶，不可能逃脱。他胜参于象前，后者破纵象骑于乃安。”可以看出，即使大象体型庞大，也本能地害怕狮子，即使是假狮子也不例外。

明代，图像的使用更加广泛和频繁。据史书记载，朝廷每次举行朝会，礼仪仪式都用器械展示，用于祭祀仪式和携带宝物。《明史》《易·魏徵》，载有皇帝的礼仪礼仪，“二虎与豹，六象与左右”。

明代的一系列礼仪制度，涉及使用大象的礼仪场合，包括几种乐器，如邓吉乐器和大朝乐器。帝卤书的御车叫“姬车”。战车车中，有大战车、玉战车、金战车、象战车、革战车、木战车。《明太祖实录》卷188说:“朝廷举象时，各朝也用象来陈列两庙及雀门外”。其中，大战车是皇帝使用的大象车。造型高大，两头大象骑在卧室和正厅之间。大战车上还画有金云龙、鹰、鸟、海洋动物等图案，装饰有铜龙头、铜鳞片等。各部分做工精致，豪华大气，彰显皇权的威严。

皇帝举行了盛大的登基仪式。如遇重大节日，如郑丹、冬至、圣日，则举行庆祝活动，接受文武官员和“四夷”使节的祝贺。《大明节书卷》四十三则记载，朝鲜举行庆典时，“主祭陈展马犀牛南像于武文楼，东西朝向。秦天监设司陈朗，报时于内道以东及以北附近。”。

永乐八年十一月初十，帖木儿王朝使者与明朝永乐皇帝相会。他们走到路的另一边，到达了宫门。十头大象站在宫门的尽头，五头在左边，五头在右边，它们的鼻子伸向马路。使节们穿过树干，进入了宫殿。由此可见，明成祖朱迪非常重视乐器及其图像的守护功能。

明代谢的《五杂杂杂著》对形象的塑造作了详细的描述:“如今朝廷用形象立于武门门作战，利用书，不仅壮观，而且训练警察，不似其他动物。喜欢按顺序，有号，吃几个产品。每个朝代都站在午门的左右两边。出门前开车时，它游过草丛，穿过铃铛鞭，令人肃然起敬。官员入内，鼻相交立，无人敢越走越远。快到终点时就恢复正常了。如果你得了病，经不起一场战斗，你就会像一个奴隶，要求一个你看到的替代品，然后你就会愿意去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去。有或伤害了人，然后宣布工作人员，两只大象用鼻子扭着脚，当工作人员完成时，如所期望的那样给予感谢。还是官阶，站在居住地的位置上很奇怪，不敢站住。”

上面说的是器械大象的工作叫“立仗”。问候铃一响，这些珍贵的大象就彼此敬畏，以欢迎官员们进入午门。这些珍贵的大象全部进入后，都要过鼻子去戒严，谁也不许进入。当他们看到像大象一样的铁墙时，没有人敢冒险逾越它。仪式结束后，仪器大象像往常一样退出并恢复。

他们也是礼仪兵，身材是分等级的。不同的档次决定了他们站的位置不同，吃的喝的也不一样。然后，如果一头大象生病了，那就需要象奴把生病的大象领到其他健康的大象面前，告诉它你的伙伴今天生病了，需要你来代替他。如果健康的大象出来了，他会同意代替他，然后生病的大象就可以休息了。

人都会犯错，大象和四五岁的孩子一样聪明。如果一个器械图像犯了错，或者伤害了一个人，那么它就会降级，也就是降低器械图像的等级和待遇，调整它“立仗”时的立阶。犯了大错会被打，但是谁敢打这样的怪物？这也有办法。驯兽师命令另外两头大象用长长的鼻子碾碎作恶者，然后它们上前用棍子打他。之后，大象被说服了，感谢上帝的仁慈。

另外，明朝在郊区举行赏祠堂、祭祀等活动时，历史上有记载“朝廷在南郊北郊有事，举行祈谷仪式时，必须让大象携带祭祀器具，将车开出去”。

到了清代，礼制更加完善，继承了明朝的礼仪制度，又增添了一些满族特色。意象的地位也很高，只在皇帝的《鲁书》专门的《大甲鲁书》和《贾发鲁书》中使用。

《清史稿·御府志四》:“皇帝保管卤本，为八秋、古琦、昌邑三大祭祀所用。读宫时，可以礼退宫用。其制，前引象四，二宝象五，二静鞭四”。法甲卤书是除三大祭祀以外的一般祭祀活动和宫廷会议中使用的礼仪规范。

清代大甲鲁布

《发家卤书》和《发家卤书》中的形象有什么区别？《清代礼器志》中给出的答案是:“乾隆十三年，皇帝膏立宝象，罗寿、苟英、潘秋都为其作黄绒，饰以宝石。2前后饰，2后面缠净缨，3是悬于铜钟之上，是钹，金龙吟云采，周是花文，借朱繇。梨竹用黄金装饰，装有宝瓶、青铜和黄金，还用宝石装饰。深1' 6 "5 "，口径8 "6 "，腹围5' 7 "6 "。雕珠，底径一尺一寸三分，全径一尺七寸。盖子的直径是一英尺三英寸，顶部有一个火焰。这个座位有一英尺三英寸高。大朝哪里有卤书，就站在午门外，卤书的驱动方法也是一样的。皇帝的卤本就像戴着蓝色的抽屉，没有羁绊。大皇朝哪里会立卤本，它就立在天安门广场外，法国人驾卤本引象。”。

从上面可以看出，乐器的装扮和装饰与法甲卤书中的一样。不同的是，乐器按照礼仪功能分为宝象和导象。四头导象不背宝瓶，五头宝象只背宝瓶。顾名思义，导象起主导作用，就像仪仗队的先锋。仪象高大威仪，能远距离观察路况，及时向皇帝报告，保证皇帝安全。导象穿着比较朴素，一个人披着蓝色的毯子；宝象则不同，全身五颜六色，庄严端庄，显示出皇室的奢华地位。

宝祥的头、胸、臀上装饰着各种黄丝绒线的珠宝，背上还背着宝瓶。这个宝瓶很精致，除了镀金，还镶嵌了珠宝，大小和高度都有明确的要求。宝瓶的内容物有满族特色，瓶内装有火绒、火石、钢镰，这是满洲的古老习俗，以示不忘先人的传统习俗。另外，瓶子的谐音是“平”，大象的谐音是“吉”，意为“和平吉祥”。

法甲卤本主要用于一般祭祀活动和会议。一般祭祀场合，法甲卤书陈列在路边。"皇帝骑的是金辇，前导象，二宝象."

逢会之际，玉、金设太和门外，五设武门门外。宝象排列在南方五英里处。而四头王朝象，也就是导象，在旭日东升之际被放置在天安门广场外，这意味着王朝的蓬勃精神，也代表着和平的形象。

抱爬杆器械时器械形象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清乾隆朝实录》上写道:“嘉庆元年春正月，我领皇太子仪和奉贤殿行礼，前往皇家太和殿。把皇帝的财宝给皇太子。王储很受重视。皇帝。尊敬皇上。今天到了。太和殿前，御用器械守护着陈露书。走出太和门。五匹马，训象，骑马，黄盖，云盘，都在午门外。”驯象就是器械形象，清廷用它来宣扬君权，粉饰太平。

由于大象在仪仗队中的地位如此突出，肩负着朝廷仪仗队的庄严职责，这些大象享受着非常高的待遇，这不仅是普通大象无法企及的，也超过了大多数朝廷命官。统治者把这些驯养的大象视为比大熊猫更珍贵的国宝，让它们享受国家的俸禄。有的大象历经几代，还获得过将军一级称号，让那些朝廷命官又羡慕又恨。不仅朝廷珍爱大象，老百姓也把大象当成吉祥物。在朝廷举行的世俗表演中，他们可以看到大象的真实面目。

比如明清时期，农历六月六日是法定的“洗象日”。六月洗象的民俗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清朝也沿袭了六月六日洗象的习俗。人们平时看不到像珍宝一样的乐器。这一天，人们可以看到和平动物的风采，为北京增添了欢快的节日景象。

这些清代从事礼制工作的大象大多是外来户口，因为本地贡象在身长和技艺上不如外来大象。东南亚的越南、暹罗、缅甸、南漳等已成为清廷训练大象的主要国家。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些外国大象来到了它们的新家。他们一路翻山越岭，还安排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途中的北京。

随着清代郭凡贡象数量的增加，象舍已无法容纳，对大象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也加重了清代的财政和经济负担。这些大象胃口惊人。每天的口粮是官方仓库的3桶旧米和160公斤稻草，而小象减半。清廷为了省钱，不得不让东南亚国家停止向大象进贡。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承担礼仪职能的大象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光绪年春沈嘉，一头仪象突然发疯，把玉皮扔进空打碎了。逃出西长安门后，一路伤人，把一个太监扔在皇城墙上。这吓坏了西城区的居民，他们不敢出门。他们直到晚上才抓到那头疯狂的大象。从那以后，班超就没有雕像了，剩下的大象也逐渐老死，大象在礼仪体系中的作用被抛弃了。

中国古代驯养用于农耕的大象，一度遍布黄河流域和中国许多地区。但是由于气候变化，他们只能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定居。整个亚洲，野生大象只有5万头左右。非洲象的数量是亚洲象的10倍，大约有50万头。看起来很多，但与两个世纪前相比，这个数字是极其惨淡的。

据统计，公元1800年，也就是清朝中后期，仅非洲就有2600万头大象，亚洲约有1000万头。仅仅过了两个世纪，大象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让人唏嘘不已。由于偷猎、象牙贸易和人类活动，大象栖息地已被大规模破坏，大象活动范围逐渐缩小，难以生存。

从中国汉初开始，到1884年清光绪年间形象体系的废弃，形象作为宫廷礼仪的先锋，曾经风光一时，给封建王朝带来荣耀与祥和的气象，见证了朝代的兴衰。大象是人类几千年的朋友，但现在大象面临着人口危机，人类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这片土地上最大的动物。同时，大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类的文明，我们的文明因为大象而精彩。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保护的是人类文明的见证人，而不是博物馆里死去的大象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