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致电 频繁致电 蔡锷能否遏制袁世凯膨胀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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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 月17日，蔡锷首先致电袁世凯与黎元洪，在分析了各地的形势之后，提出了“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的建议，并提醒袁世凯，对北军要“严申纪律，免促奸人借口”。7月19日，他又致电李烈钧，开诚布公地劝他“解甲罢兵”，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同一天，他还分别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反复申述其反对把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理由。他认为，“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即使要变更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由国会弹劾，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武力呢？“充发难者之本意，无非以现政府不惬人望，成则推倒现政府，不成则划地而守，犹可以为善图”。对于这种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他质问：“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致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老百姓已不堪其苦，“民生受病，海内困穷”，哪里还经得起再折腾？但“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激刺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中人心。口共和而心盗贼，国事之不宁，根本原因，端在于此。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犹令人动容，唏嘘不已，不晓得当时有几人能听得进去。但他依然善意地对双方提出劝告：“致乱之原何在，尚望政府速自反省，示天下以诚信。赣人亦应顾念大局，勿徒为感情所驱。” 黎元洪 >事实上，二次革命从爆发到失败，前后不足两个月，却给未来留下了诸多隐患。首当其冲是国会的命运更加堪忧。袁世凯是不喜欢议会政治的，他相信的是实力，是枪杆子。二次革命给了他用兵的口实，更让他看到了枪杆子的有效；而对南方用兵， 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则使得他的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起来。他不再把国会放在眼里，虽然他还需要梁启超和进步党的支持，需要国会这面合法的旗子，但对国民党议员却开始无所顾忌地采取恶劣的强暴手段。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冯自由等参众两院议员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本来，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国民党中的激烈派就以议会受到北洋军警干预为由，鼓动议员南下，使制宪活动陷于停顿。参议院议长张继亦于7月16日离京南下，赴江西参加二次革命，同时号召参议院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另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人心思动，纷纷出京。据黄远生估计，出京议员中，参议员大约30人，众议员大约40人。虽然他们有的只是回乡省视，静观时变，并非南下参加革命，但对国会的正常活动却大有影响，因为，如果不能维持议员在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就只能休会了。焦急中的梁启超于25日、26日一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尊重国会的，不要给国民党破坏国会留下借口。他也提醒袁世凯：“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 >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着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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