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治乱循环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 为什么说治乱循环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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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在历史上的起伏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突变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是它的大衰落。
在成平年间，“秦制”没有“封建制”多，所以可以实现多次“大国崛起”的成就。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在今天广为流传。我觉得难以置信。
但至少在明初之前，也就是凯尔·波罗和郑和时代，中国的王朝比当时的欧洲繁荣得多，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无法摆脱“混沌循环”，即所谓“其盛亦盛，其亡亦骤”。
而且中国秦以后的朝代寿命不仅比封建时代的周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国国王短得多，而且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古代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唯一能反映国家兴衰和社会兴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历史上，中国人口经历了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的。
诚然，人口的兴衰不是传统中国独有的。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人口据说达到了一亿。帝国崩溃后，原有领土上还有7000多万居民。
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起有落，时进时退。
但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和气候，而不是政治和战争。
在6、7世纪之交和14世纪，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了严重的人口下降。人口少的时候减少了四分之一，多的时候减少了三分之一，生产的破坏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
然而，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革无关:“盛世”没有，“末世”没有韩献唐昭。
黑死病之后，16-17世纪爆发了以三十年战争为底的危机，据说造成了受战争影响地区三分之一人口的损失。
根据目前学者的研究，这场危机是由“小冰期”期间的宏观气候异常引起的。
“封建”欧洲历史上的这些大麻烦，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近几十年来，欧洲中世纪历史学家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性理论”和强调瘟疫和气候灾难的“偶然性理论”之间。
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人口严重过剩后人口下降的必然性的表现。
“鼠疫是中世纪旧世界人口增加和活动扩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仍会发生”。
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性的”，它和气候变化一样，是一场偶然的大灾难，与欧洲社会人口的“过剩”无关，就像后来的工业革命在某些人看来是因为煤和铁恰好同时在英国富集一样。
西方辩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场争论也从西方汉学扩展到了中国历史。
这是美国汉学近年来发起的一场极具影响力的争论，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即“加州学派”和“人口学派”的“华山论剑”。
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一直是世界第一，不存在重大制度缺陷。历史上的混乱是“小冰期”这样的气候大灾难。
欧洲历史学家中的一些“反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世纪的欧洲人以原始的计划生育手段应对经济变化和积极调整，打破了“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也有人发现了我们祖先在传统时代的计划生育人才。
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而且似乎只是因为江南没有丰富的煤铁。
相反，后者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陷入“过度密集”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必然走向停滞和危机，更不用说工业革命了。
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声称旨在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场争论几乎是西方历史学家类似争论的中国版本，只有一个时间差。
这恰恰是国际学术研究中明显的“西方中心”现象。
应该说这种争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很有意义的。
它不仅提出了许多经验问题，而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是对把一切问题归结为“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模式的重大方法论修正，把差异极大的前近代中国和欧洲归结为源于“奴隶社会”而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
因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学界比改革前的西方更具垄断性，所以这场争论在中国意义重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历史观有问题，那么以“人口、气候、瘟疫”为中心，热衷于争论古代“GDP”价值的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大概也有同样的问题。
过去的历史观是“制度决定论”，特别是经济制度决定论，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今天不管是“必然”还是“偶然”，都不谈机构，恐怕也有问题。
如果不可避免的“人口规律”和偶然的气候、瘟疫灾害确实对西方中世纪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中国是否也有同样的影响？就像以前说古代中国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此有相同的“法律”一样？
文章来源: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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