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富甲两宋的江西，后来为什么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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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们先来简单看看近千年来江西起源的中国牛，从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到明堂的王大元、严嵩，写仙曲的汤显祖，贡献《天工开物》的宋，设计故宫的“文体雷”，打垮敌人谭纶

毫不夸张地说，至少从唐末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文化史是江西历史的“弦”。在这辉煌的历史画面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在支撑着它。在晚唐至明清的中国经济版图中，江西一度占有重要地位。所谓“富贾两宋”，放在江西，不过是“客套话”。

当时的江西有多富裕？北宋一个半世纪，江西人口增长2.6倍，北宋崇宁时期超过450万。江西耕地也超过6000万亩，居宋代首位。北宋时，江西每年拿走600万石大米的三分之一。江西作为宋代的“战略物资”，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这不仅仅是一个富裕的世界。简直就是支撑大宋经济的“支柱”。

到了明清，江西的经济地位仍然是重量级的。明朝时期，江西人口一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洪武移民”时代，江西移民遍布全国，直接推动了明初的经济复苏和发展。江西也大量种植烟草、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手工业瓷器行业蓬勃发展，“江油商团”享誉全球，江西的商品几百年来畅销全球。“三天不见江西粮船，市场就粮荒”成了民间流行的谚语。江西的繁荣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重量级”省份。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声音，其经济地位为何在近代史上悄然衰落？要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为什么江西古代历史如此丰富？除了江西丰富的土特产和发达的农业，还有两个重要条件让人深思。

第一个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江西独特的经济条件。“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经济与北方的联系在空前得到加强。作为交通枢纽，江西省的地位飙升。

一方面，江西省三面环山，而鄱阳湖以北方为中心。绕江、赣江、抚河、修水、新疆五条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密集水网。另一方面，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提升了赣江的交通地位。连接岭南的大御岭路，也变成了一条8到12尺宽的路。在中世纪的中国，江西就像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唐宋时期众多牛人的亲身经历，集中体现了江西作为“大动脉”的地位:如唐代李敖在广州上任时，从洛阳乘船出发，沿大运河水路到达浙江衢州，然后经陆路进入江西上饶，经大玉岭路到达广州。北宋时期，大文学家苏轼被贬岭南。从黄州乘船渡江后，一路经过江西的江州、洪州、冀州，最后到达岭南。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四川奉节上任，从杭州乘船出发。他也要经过江州等江西的地方才能顺利到达。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只要走很远的路就可以了。江西是你走不到的地方。

唐宋以来，江西洪州成为水陆交通中心，从洪州经水路到杭州，再经大运河到洛阳。向南到大峪岭，再到广州。被誉为“川鲁之都”。江州是水运中心。从江州出发的船只，东至长江沿岸的扬州，西北至长安，北至洛阳，西至四川。也是从宋代开始，南方尤其是闽南岭南地区的货运，基本上都是“从洪州渡河”，是我国境内的“黄金地段”。

坐在这样的“黄金大道”，再加上江西土特产丰富，农业发达，江西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不发达。然而，江西在中世纪的持久地位更多地得益于其发达的手工业。确切地说，它们是两个世界知名的“核心产业”。第一个是造纸行业。

说到江西手工业，后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景德镇瓷器，但江西的造纸工业同样重要:中国古代造纸工业发展到明代，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被公认为重要的造纸重镇，其中江西的铅山、永丰、上饶等地以生产皱纹纸而闻名。尽管皱纹纸价格便宜，但需求量很大。这时，明代发达的书业，称为皱纹纸，就成了“刚好需要”。

因此，江西造纸工业的规模为空。在此之前，明朝万历年间，江西省石塘镇有造纸工人2000多人，形成了精细的分工。它在空之前强劲的产量和工业规模让“世界拿够了”。铅山的地位在明代也迅速提升，被公认为与苏杭芜湖景德镇松江齐名的“五大手工业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镇，也是“五大手工艺中心”之一。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出口到了全世界，景德镇的瓷器工业也在空之前进入了火热阶段。明代景德镇除58座官窑外，还有900多座民窑。景德镇每天雇佣多达一万名工人，每年生产的瓷器“成本价”超过182万银。甚至还有一种“定制支付”，就是根据外商的要求，生产欧洲餐具产品，只出口海外。荷兰人说:“这种瓷器在中国不用。”。

看到如此强劲的产销量，连江西都占据了明清经济版图“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二”的位置。我知道当年富裕的江西哪里真的强。

正是这两个原因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江西近代衰落的直接因素:一是交通地位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吹开，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急剧下降，江西也受到很大影响。华南的水路运输基本上改为通过上海转运，虽然江西九江还是一个现代化的交通枢纽。但近代九江的物资运输多与湘、鄂、川三省相连，而与江西“分离”。铁路建设也跟不上，以前的物流优势早就没了。

“黄金地段”地位的丧失，显然是对近代江西经济的重要打击。

更痛苦的打击是江西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成为通商口岸，接踵而来的“洋商”也大量倾销“洋货”，直接冲走了江西本土的手工业。

比如曾经享誉世界的“铅山纸业”，在清末“洋纸盛行”的潮流下，每年“卖不到十万元”。石城，也是造纸大镇，“十分之一”。曾经风靡全球的景德镇瓷器，在面对“洋瓷”时，也经历了“出口大降”。至于“下步”、“茶”等行业，要么“连年亏损”，要么“只进十分之一”。到19世纪末，江西的“采茶业”、“布匹业”、“航运业”、“造纸业”都是“必然淘汰的悲哀”。“一半以上的工人被遗弃”是一个普遍现象。

至于江西丰富的物产，则成了外国势力的“提款机”:大量鸦片凭借“特权”输入江西，到清朝末年，每年有14万公斤鸦片进入江西。江西原生钨矿、粮食等矿产原料、农产品，被各种“外商”、“洋行”低价收购，然后制成工业品倾销江西。仅在1887年，由于英国“洋行”的低价和垄断，江西茶农损失了数百万银子，几乎被屠杀。

曾经享誉全球的行业，已经风光不再。可想而知，清末江西经济有多艰难。

与这两个经济因素相比，同等重要的原因是晚清的失败。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江西的铁路公路建设非常缓慢。相反，多年来，江西不得不承担大量的厘金负担。清末1880年以前，“利卡”遍布江西全境，货物在省内流通，“利金”往往收到30%以上。虽然后来被“砍”了，但直到19世纪末，江西每年要收二百多万银元“厘金”，几乎每年都被剥削。

面对“千年不遇的变化”，曾经“天下第一”的江西，在现代自然是迷失了。这样一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向前发展的江西，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但这样的过程并不是现代中国被打在后面，在艰难中挣扎的缩影。多少反思课，多少关于发展和自我提升的真谛，都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