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纵囚”事件是怎么回事？欧阳修为此写下《纵囚论》

今天，边肖为大家准备了:“唐太宗下狱”事件。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

唐太宗的武功在文治上，古往今来。唐太宗的心胸和气魄是有目共睹的。唐太宗开创的“天可汗时代”，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在千年“天帝”唐太宗身边，历史上有过很多让人感到幸福的故事。

其中“唐太宗下狱”事件更是让人敬佩。

李世民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像爱孩子一样爱人民。他一生主张慎刑，甚至对依法被判死刑的犯人也是如此。

贞观六年冬，大理寺祭奠太宗，说是明年秋天有390个犯人入狱，要审问，但这些人担心家里父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还没有妥善安置，日夜哭泣。有关官员想尽办法让他们不哭了，建议提前处罚。唐太宗看了卷子，沉思了一下，最后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下令把所有的犯人放回家一个月，等他们把好事处理完了，他就自动回来受罚。

消息一出，老百姓被皇帝的仁慈感动了，但都担心这些死囚再也回不来了，危害社会。那一年的元宵节是死囚回来报到的日子，390名死囚中有很多人实际上回到了监狱。唐太宗见他们都是忠厚老实的，就下诏救死这些俘虏，改流放。

必须明确的是，这个故事不是杜撰的，而是可以在《资同治鉴》和《新唐书》中找到的。

“唐太宗囚禁犯人”的行动被老百姓彻底信服，也作为历史上的美谈流传下来。大家都称赞太宗的仁义，使他改造了犯人。

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赞道:“三千名女子从宫中释放，四百名死囚入狱。”

但是，无论如何，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逃避死亡。死囚出狱后，都自动自觉地回到监狱被引向死亡，总让人觉得事情不对劲

可信，好像历史学家在编故事。《新唐书》的编撰者欧阳修相信事情的真相，但认为其中有很深的水。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论犯人》，把里面的水分暴露出来。欧阳修说:“对于君子，可以给予信仰；对于反派，只能惩罚。

被判死刑的是罪大恶极的人，是反派中的反派。对于绅士来说，很多人宁愿死于正义，也不愿活在屈辱中，但他们仍然十分难以将死亡视为自己的；死刑犯是反派的反派，容易死是不合理的。"

欧阳修做了一个假设。他说:“有些人认为，罪大恶极的死囚确实是反派中的反派。这些反派中的反派，都受到了唐太宗的恩情影响，都成了老实忠厚的君子。然而，这种善良以难以置信的深度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真正的情况无非是唐太宗有意作秀，与犯人达成默契:如果他被释放，他必须回来，如果他回来，他一定会原谅自己的罪行。最后一起唱，欺骗世界。唐太宗能得贤君之名；囚徒可以生存，可以重生，可以双赢，可以一拍即合。只有这样，怎么会有善良和正直？”

欧阳修的结论是:“太宗这样做，所以要了这个名字。”欧阳修的论断得到了清代大学者王夫之的呼应。王夫之的分析:死囚一个个回到监狱，不是因为什么影响，而是因为根本逃不掉。

王夫之指出，唐太宗统治时期，法律严格，乡民之间，石和吴坐在一起互相保护，宗族的亲属住在一起。他们不能去北方的胡和南方的广东。囚犯可以逃一段时间，但不能逃一辈子，和尚和寺庙。

所以王夫之说:“古不见者，必尴尬；争荣者必诈。”也就是说，“纵囚”这件事是违背常理的，肯定有猫腻。

欧阳修、王夫之质疑理由充分。

试想一下，既然唐太宗能有如此大的能力以善心感化死囚，为什么贞观六年后中国还有这么多人敢犯死罪？

他们以前不是受过皇帝的德行影响吗？欧阳修指责唐太宗“好名声”，但他真的没有冤枉他。

《子·同治鉴》卷一九二有个故事:右卫司令孙顺德收受他人贿赂。唐太宗说:“孙龙顺德真的能利国利民。我愿意和他分享国库。还有必要冒险和贪婪吗？”以孙强顺德早年为战场立下汗马功劳为由，不追究责任，在庙里送了几十匹帛。大理邵青作为一个严肃的国家法纪，勇敢地站出来说:“孙强顺德贪得无厌，罪孽深重。你为什么给他丝绸？”唐太宗郑重其事地说:“孙强顺德是个血淋淋的人。对他来说，被丝羞辱比被惩罚更糟糕。如果他不知道羞耻，他就相当于一只动物。杀人有什么好处？”

看，唐太宗用人治忽悠法治，为所欲为。他只是用自己一时的情绪和兴趣来赏罚，根本不关注国家法律。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好名声。

如果说孙强顺德的业绩痕迹不明显，那我们来看看《贞观政要》里记载的一件事: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灾。唐太宗入园观苗，见蝗虫，眼疾手快。他甚至抓了几个，拿在手里，嘴里说:“人们靠大米为生，但你们这些害虫把大米都吃光了，这对人民的生活有害。人怎么了？都是我的错。如果你真的有灵性，那就来我的胃，吞噬我的心。不要伤害我的人民。”我一抬头，就想往肚子里吞几只蝗虫。左右官员急忙拦住我说:“陛下，你不能吞下去。如果吞进肚子里，一定会出事！”唐太宗平静地说:“我只是希望把灾难转移到我的肚子里。”张开嘴吞下蝗虫。

爱民吞蝗，这个表现太过分了。

林明云识破了清朝唐太宗的诡计，厉声说道:“余昌说，唐太宗上元吃蝗虫的一定不是真蝗虫，那么真蝗虫能吞下去吗？”或者用纸莎草把它剪成蝗虫的形状，然后许愿，忽悠你的眼睛和耳朵。"

总之，唐太宗对“好名”的渴望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

《子·同治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吉九》也说:九月，太宗建仁寿宫，改名九成宫。然后，我们还要修洛阳宫。民政部代周部长劝道:“天下刚乱，民不聊生，国库空空虚。如果还是要盖一栋大楼，还要继续盖，那国家财政就亏空跑不了了！”唐太宗立即声明:“我和戴周没有任何亲戚，但他们可以对国家如此忠诚，无所不知。他们应该被提升到更高的级别并得到奖励。”过了一段时间，他命令大宗师窦勋继续修建洛阳宫。鼻窦？凿池造山，雕琢华。唐太宗觉得太贵，当即下令拆宫，免去窦勋官职。

此外，唐太宗担心自己的名声在背后受损，特地向研究国家历史的隋良和方索要手稿，这已成为一个永恒的丑闻。

难怪历史学家黄永年说:“旧史书，包括新旧唐书和通鉴，都极力吹嘘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即最近的通史和隋唐史，还是这个样子。这其实是被唐人编辑的《唐太宗实录》和国史蒙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