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为何颇有争议？他的学说有哪些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史。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政策的实施，儒学开始作为封建帝国的官方哲学正式传播开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人治，以圣贤之德影响众生，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而这样一个崇尚人治的学派，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崇尚法治的儒家大师。他的思想和理论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是先秦儒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么独特又惊艳的角色是谁？

一个两千多年来姓氏被叫错的悲剧人物。我们或多或少听过他的一些头衔。他叫荀子。

荀子，本名青，生于战国末期赵国，即今山西安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荀卿”。

人们普遍认为荀子姓荀，其实是错误的。有人说，西汉时期，荀子之所以被称为，是因为荀子和孙的旧音相通，以避皇帝的讳。

但除《史记》外，先秦两汉著作中均称荀子为“孙”。尤其是荀子，几乎总是被称为“孙”。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的著作也被称为“孙子”。所以荀子算是孙子。

“三进三出”最牛的校长

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多，有人说他是孔教，有人说他是孔教异端；有人说他是法家，是黄老的思想家，有人说他是老师，是专制主义理论之父...

荀子的批判在于其思想的复杂性。先秦诸子思想倾向鲜明，流派归属一般不成问题。荀子是唯一的例外，他的统一理论体系融合了不同学派的思想。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风气，奠定了荀子作为思想巨人的独特地位。他复杂的思想来源与他在稷下学宫的经历密不可分。

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机构，齐国夏姬研究兴盛，齐王广招天下人才并“敬之”。著名学者天骄、神道、介子等都聚集在齐国稷下学宫，被封为博士。他们享受着政治生活的优遇，聊而不死，写书刺天下。荀子来夏姬求学，却批判诸子，认为“非先王之法”。当时他五十岁。

公元前286年至公元前285年齐王灭宋，荀子曾训诫重视德治。但是，当时刚取得军事胜利的齐王，他一个快乐的人怎么能糟蹋自己的快乐呢？荀子的思想当然遭到了拒绝，所以失望的荀子离开了齐国，结束了他在稷下学宫的第一个职业生涯。

公元前284年，燕率领攻打燕、赵、汉、魏、秦四国，都陷入了临淄。王麒翔复辟后，他吸取先王的教训，招死而散的学士，重组夏姬东派，并“补缺医”。此时荀子在楚，正象秦从攻楚，困郢烧夷陵，全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陈。

荀子在战争中从楚国来到齐国，参与了夏姬宫的修复和重建。因为天骄等老一辈学者已死，申道杰子不在齐，荀子以其学识和德行在重开的稷下学宫中是“最师”，“三是祭酒”。他可谓是稷下学宫的掌门人，成为稷下学宫史上最牛的校长。

流浪了一辈子，他死在了另一个国家

齐襄公死后，荀子在齐国失意，秦聘他在此时加入秦国。荀子随后前往秦国考察秦国的政治、军事、风俗和自然地形。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生，并“以武力制止，秉公办事”。秦昭王虽然口头上叫好，实际上是忙着吞并之战。所以荀子的学说在秦国无法普及，所以荀子不得不离开秦国，远游他国。

后来，荀子去找赵，曾在面前与临武军议兵，提出“善用兵”和“恩善附人”的思想。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林武军用“王兵”来“坑兵”，使得赵浩棋程潇和林武军都不得不称之为“好”。但在“争实力”的时候，赵王“用不上”。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回到齐。

王琦建此时掌权，但政府由齐襄王的皇后控制。荀子劝齐襄公，讨论齐国内外大势，劝其“求仁得仁，请王言与他共参政，此是非也”，并批评“妇人管乱宫，乱中欺官，乱中迎官”的弊端。

由此，正如《史记·孟子·荀子列传》所载:“齐人或贬抑，适合楚人，而淳认为兰陵是令。”荀子被谗言攻击，不能再留在齐国。于是转投楚，楚灭陆新兰陵，被淳封为兰陵令。

荀子对楚兰陵的指挥并不总是顺利的。即位不久，有人谒淳，他不得不离开楚，回到赵。在贾邦，荀子这次受到了更高的礼遇。让他做“上清”或者“尚可”。楚人听后，劝诫淳，淳“使人请孙到赵”。荀子上书婉言谢绝，批评楚政。春沈骏深感后悔，一再坚持。可能是被春沈骏的诚意所感动，荀子回到楚国，被重新任命为兰陵令。

前238年，楚王王烈死于政治斗争。荀子失去了政治上的依赖，放弃了在兰陵的官邸。“几万字，因葬兰陵而死”。最后，客人死在兰陵，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传奇人生。

“法律和道德一样重要”

春秋战国的战争年代，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都是“非黑即白”:有的觉得道德至上，道德可以使统治更加稳定和谐，比如儒家；有人认为法律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法律圆满解决，比如法家。

作为一个独特的传说，儒家“宗师级”的荀子在思想上有着最大的闪光点。他强调德治，但他不被学校的观点所偏见。他清楚地认识到，法律可以弥补道德无法管理的许多灰色地带。德治和法治应该放在同一位置，相辅相成。这就是他著名的“关注法律”思想

“隆礼”、“重法”是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提出的新思想。他认为人天生就有欲望，“好眼好耳好味好心”，欲望之间必然有纷争，所以人性是恶的。“要充分发挥“礼义”的教化功能，改造与生俱来的不良人性，同时用惩罚来震慑顽固不化的人。他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结合了儒家和法国对立的政治观点。

荀子非常重视国家治理中的“礼”。荀子认为，礼源于区分和调节不同人的利益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在对待仪式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人的欲望，还要让事物和欲望共同成长，在物质的成长和欲望的成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自然本性是追求情欲，而礼的作用是限制人对情欲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保证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一种遵守礼仪的强制。于是，礼转化为法。所以荀子常指“礼法之枢”、“礼法之大司”，称之为礼法。在荀子看来，礼是介于义与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当义与礼合而为一，礼即德。

当礼法结合时，礼仪是指制度。荀子的礼论是对法律的一大划分，既指礼为立法之理，又指礼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律的制定和形式不是单纯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法律的统一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所有人平等。但对礼仪的恪守，依然让有教养的人不至于沉沦。荀子可以说是一个兼顾现实追求利益与必然，坚持道德理想，力求二者平衡的思想家。

也就是说，在礼与法的关系中，“业主、法的大分、阶级的纪律”。礼仪是制定法律的源泉，法律是礼仪的必要补充。“以慈悲为怀”，礼法结合，王道与霸道结合，暗示维持统治秩序的真谛，不仅需要暴力的强制，更需要说教的教导。

把“霸权”和“王道”混为一谈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霸道还是王道。这也是儒法之争的焦点。“王道”是指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慰臣民的统治方法。“霸道”是指以武力、刑法、强权统治世界的政策。

针对礼法之争与王霸，荀子提出了“尊贤为王、重法爱民为王”的命题。

他认为“王权”和“霸权”并不是不相容的。因此，它提出了礼法结合、统一王霸的思想。他认为“法治、礼刑、君子修民更好”、“礼修伦理”，法律可以“定分”，可以互相借鉴。只有法律的特点是通过奖惩来维护等级秩序。

荀子毕竟是儒家学者。他认为在礼与法的关系中，礼高于法，礼是法的基础。只有法治，没有礼法，百姓只是怕惩罚，一有机会还是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批判调查的权力”，把“礼治”称为“道德的权力”。法治，到了极致，无非是“霸”，而不是“王”。如果以礼义为基础，那么法治就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礼要按身修，义要依国治，名要以礼辨。天下若愿，则禁之，王之事完矣。”。

换句话说，礼是立法的精神和原则。人如果爱礼义，行为就会自然合法，即使没有惩罚，人也能自然善良。总之，荀子的礼法结合和王霸的大一统是对王霸礼法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法儒结合的先河。

灿烂的思想照耀古今

荀子“扬礼重法”的政治学说，对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谭嗣同说:“两千年来的研究也有人研究过。”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谭嗣同说的基本属实。历代帝王虽然推崇儒家，但基本遵循荀子“重礼重法”的思想。

事实上，汉朝建立后，在汉初黄老之学和武帝“独尊儒术”盛行后，荀子“以贡礼重法”的政治学说被确立为“霸王道杂”的基本国策，也被称为“儒皮包骨”，即儒家被包裹在表象之下，而实际上追求的是法家。

汉代以后，封建王朝以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互为表里，以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相结合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国策，充分体现了荀子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关注法律”的理念仍有借鉴意义。我们从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对人治的尊重，实现了法治的大众化。虽然目前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许多人对法律仍然存在误解，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从“人治”的极端走向“法治”的极端，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