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如何变成养老挂靠之所

王会议是清军入关前约一个半世纪内，由满洲里王公、达官显贵以及蒙汉两国个别旗手组成的讨论重大民族事务的制度，是政府决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它在金末清初的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皇权的日益集中，讨论政治的王会议逐渐消亡。

努尔哈赤开八旗的时候，国家行政体制的雏形就出现了。《清史稿》记载“每面旗有一大臣主管，二大臣主管。还有五个行政和听证部长，人数是五个审议部长。”这可以算是“议臣”制度的萌芽阶段。努尔哈赤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之初，他的职能主要是审理案件，处理女真族内部的民事纠纷。可以说国务大臣只是努尔哈赤处理民政的助手，担任这个职务的人级别比较低。随着后金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需要处理的政务越来越多，统治者对政治的治理经验不足，努尔哈赤提升了国务大臣的地位和职能。天命七年，努尔哈赤宣布实行八贝勒老爷治国制度，即所谓的“八王统治”，军务由八贝勒会议决定。天命八年，除了贝勒，还有八位大臣负责调查贝勒的是非，讨论国家政治得失和战局。作为一个特设的中央权力机构，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情况下，王会议将政治权力集中于贵族，开拓思路，通力合作，褒扬人才，革除奸臣，在政治框架层面为建立新的国家权力做准备。此时后金政权仍是先行者，也是努尔哈赤不得不做出的依靠贵族王公扩大统治基础的让步。

皇太极统治时期，王会虽然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议政场所，参与者也比较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势力逐渐衰弱。内三院等机构的相继成立，使讨论王会议的权力发生了分化，与八合硕贝勒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时的权力状态相比，王会议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威明显降低。虽然此时“军务机要，政务主办”，但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王的议事会性质未变，其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权力始终在皇帝之下。一般来说，皇帝必须决定军事。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皇太极对王会议治国的反抗。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压制旗主贝勒的权力，突出皇权至上。比如田聪在三年内废除了四贝勒的月分制，剥夺了其他三贝勒的实权；天聪四年，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判其欺君误国十六大；大贝勒曼古尔泰也被判“御前曝刃”，降为普通贝勒。于是皇权逐渐由分散变为集中，皇太极独自坐在南方，而王听从皇太极的命令。

清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是通过皇帝、旗主、君王之间的不断斗争逐步实现的。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掌管摄政。多尔衮以“朝廷聚讼有余，决策分歧，政务错误”为由，限制了王公的行政，进一步推动了皇太极以来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后，恢复和扩大了有资格讨论政治的王公大臣和贝勒贝子的势力。王会议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多，议题广泛，权限明显扩大。诸侯国制度的确立、远征的开始、支狱的决定、后嗣的礼遇等，都在讨论之列。同时还有韩、范文程、安达丽、宁万沃等。也被任命为国务部长。这种调整有利于缓和满汉关系，稳定清朝政局。但从顺治削弱皇子贵族权力、手握三面旗帜等一些政治行为来看，却透露出他对皇权分割的不满和反抗。

康雍统治时期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之前的一个发展时期空，也是王陈达议会的范围和权力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期。

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并选派亲信，使南书房逐渐成为皇帝亲自控制的核心机要文秘机构，随时发布圣旨。核心政务不再交由王会议讨论，以便更直接地行使皇权。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削弱与王议议的权力，实行高度集权的关键一步。此外，康熙采用了“内阁”、“九清科技会议”、“御门听政”等中央决策方式，重用太子，使得王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会议逐渐搁置空。王在会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有限的。

雍正年间，皇位制度非常完善。通过扩大有言传身教的官员范围，大量地方官员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这使得进一步抛弃早期满清民主共议成为可能。雍正七年，设立军部，军务大臣接令办军政。与此同时，随着朱批秘敛制度的建立，一切都被皇帝“独断专行”，与王讨论政务的会议成了一些权利不正当的贵族子爵的挂靠之地。虽然名义上继续存在，但讨论的实际政治仅限于巡逻、旗务、刑事审判案件等具体事务，与军事无关。至此，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乾隆五十六年颁布圣旨，“我做事一向只就实政，议政空的封号不必同时填”，从而取消了王议政的封号。到目前为止，王的议政可能连个虚职都没有，而王的议政会议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都集中到了皇帝身上。

王与的相遇，是原始氏族政治制度中军事民主遗风的反映。作为一种参与国家政治的过渡制度，它始于满清政权初期，体现了满清统治者“国家大事，唯族辅”的排他性。随着清朝进入中原的政治变化而发展变化。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和君主专政的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集体议政、分散议政的王会议必然走向衰落。王与的相遇，逐渐由盛转衰，也标志着清朝的鼎盛时期是议事制度消亡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