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 秦朝严刑峻法的副作用：只可以治理乱世不可治国

很多人把中国这两千年的治国历史，看成是“法外之儒”，意思是口头上宣扬儒家，实际上却实行法家，或者通俗地说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一手抓儒家。这个硬道理是秦始皇“治偏瘫”病的后继者总结出来的。

始皇帝偏爱法家，依法胜天下后依法治国，使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大受欢迎。所以法家可以说是胜利者。但大秦帝国的衰落与法家“天下暴政”思想的采纳有关，法家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在历史上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法家成为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韩非时代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反儒学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很难给法家的胜败下一个定论。

历史证明，秦国孝以后的君主几乎都是“法家”。这一传统的形成，并不是因为秦代君主生而“法治”，也是因为商鞅变法使“法治”在秦国深深扎根。

公孙阳第一次对秦孝公说“帝道”，秦孝公困了，责怪他是“傻子”；第二次他说“国王”，秦孝公仍然不感兴趣；第三次他说“霸道”，秦孝公越来越俯下身子，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不知道我坐在我的膝盖前。”听了几天，还是要听。

所以公孙阳走对了路，大大改变了方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不明，疑无功。而老公有个高人一等的行者，他看出自己不在人间；有自己顾虑的人会看到敖和敏敏。愚者藏于成功之外，知者藏于无知之中。人们可以快乐，而不是担心开始。最贤者不与人苟同，成大事者不求公。如果是圣人，可以是强国，非法；你可以造福于人民，而不是遵循他们的仪式。”

公孙阳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成功的改革。但最后还是被一条死狗给煮了，车裂死了。这是法家思想赢了，支持者死了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到独占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学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牢牢地吸引了秦始皇。

韩非原本是韩国的国姓，但没有机会夺得“军刀”称号，于是出版了十几万字的书来表达自己的野心。这本书很快传到了秦国，被深爱着它的秦始皇看到了，马上说:“可是我讨厌不见古人。”。李四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同学。”于是，秦始皇派兵去韩国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为了得到一个人才，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学说。然而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扣押了一段时间，因李四的嫉妒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支持者死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毕竟法家有什么魅力让秦始皇折服？

第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找到一个有“法治”思想的铁腕国王，让他收拾天下的烂摊子。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用事、或者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国王，是无法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的。这个铁血国王应该是这样的英雄:他可以用最强大的手段奴役人民，然后解放人民。按照法家的说法，如果全世界都想“定居”，如果全民都想“清除”，如果全民都想“获救”，那么全世界首先要忍受这个“救世主”的奴役。为了塑造这样的英雄，法家拼命鼓吹“君主专制”和君主的极权主义。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的强迫症人格和攻击性人格力量很容易与法家的“严而不慈”理论合得来。秦始皇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秦国特殊文化环境的影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法治”精神。他眼巴巴地读着法家学说，仰慕法家宗师韩非，网罗天下法家。他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暴力万能”构建新国家的模式，坚决实行以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

其次，法家主张统一，即“法条合一”，“法令自上而下”。这种统一思想与秦始皇的宏伟理想不谋而合。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了货币、度量衡、文字。

再次，法家思想主张“法治”更重刑罚，这与秦始皇“以重典治乱世”的信念十分一致。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初，基于六国的初步决定和人心的不稳定状况，为了保证统一局面，严刑严治天下，定民心，惩办叛国可以立竿见影。

那么，法家的遗憾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秦始皇对法家的理解和篡改。换句话说，法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被采纳的。

公孙阳在提倡“重刑”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去刑”和“赏”。但公孙阳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期政治实践中变化很快，他的“重刑重赏”逐渐演变为“重刑轻赏”。韩非本人也极力主张“重罚少赏”。他说:“重罚少赏，爱民，赏民；赏多罚轻，不爱民，民不死。”也就是说，在坚持“奖罚论”的前提下，重点有意转移，突出“惩罚”的作用。不过韩非也保留了一句警告:“有赏者失人，有罚者不惧。”但是，秦始皇采纳的比较干脆。他认为“法治”最大的力量在于其“重刑主义”，主张“全时刑”、“重刑无赏”。他最喜欢的大臣李四就更露骨了:“名主圣王之所以能长期尊位，长期握重权，但善于造福天下的人也不例外。如果他们能够武断地判断和监督责任，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世界不敢犯罪。”

法家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只能严惩犯法者，却不能保护守法者免受非法伤害。换句话说，韩非的法治只会伤害他的臣民，而不会让他们受益。即使商鞅、韩非也不能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必然会遭到臣民的反对。

秦帝国为了实行被降为重刑的法治，制定了各种各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律”。以死刑为例，有屠戮刑、鞭笞刑、弃市刑、定杀刑、土葬刑、赐死刑、斩首刑、剁刑、凿刑、绞杀刑、剖腹产刑、宗族刑、五刑等。

《史记·张耳陈郁列传》中有一条记载:当时有一个范杨凌，在位十年。“杀父之师，孤儿之子，断人之脚，断人之头，数不胜数。可是，一个父亲，一个孝子，却不敢公之于众，只怕秦发的耳朵。”。在实施过程中，一个小县长就这么狠毒，其他各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法治”完全成了虎风的统治工具。秦始皇挥了挥手，抽打了自己还没有完全逃脱奴隶命运的子民。他按照自己的绝对意志，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建造了豪华的骊山陵墓，兴冲冲地修建了震惊全世界的长城，铺好了四通八达的道路，踏上了匈奴和南越的远征之路，巡游全国寻找生命的精华。

但是，严厉的惩罚只能暂时使用，不能长久。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方法去对付自己统治下的人民，必然会导致“民生”的后果，无异于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