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1948年的上海：金圆卷沦为废纸外滩发生踩踏
石青石1949年除夕，做着“最辛苦”工作的上海市长，在任期内过了极其糟糕的一天。1948年12月24日，吴国桢办公桌上报纸头版头条是“一两黄金七条人命，上海滩演出的一大悲剧”。
1948年上海
作者:沙
1948年12月23日，上海外滩。
从远处看，人们很拥挤，道路无法通行。为了赢得每人可以认购一两黄金的机会，男女老少冒着凛冽的风雨，不顾寒冬，站在银行门口。
更严峻的考验正在人群中被挤死，混乱的人群数次将秩序带到崩溃的边缘。
《滚滚黄金》
当时，内战正如火如荼。面对已经贬值近千倍并宣告“破产”的黄金券，黄金自然是乱世中真正可靠的硬通货。公司员工和当铺都想尽办法交换黄金。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上海也被称为“滚金”。
当时在上海旅游的法国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特地去外滩银行拍了一张传世的摄影作品《滚滚黄金》。照片中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像“贴大蛋糕”一样挤在队列中，眼睛盯着远处的河岸。
用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是:“货币不稳定的时候，老百姓总想抢一些价值稳定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中国人都抢着去拿外汇和金条。”
尽管有这样的期待，吴市长面对躁动的市民，也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看着一个又一个悲剧发生。或者如1947年7月《生活》杂志所描述的，“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
1949年除夕，做着“最辛苦”工作的上海市长，在任期内过了极其糟糕的一天。1948年12月24日，吴国桢办公桌上报纸头版头条是“一两黄金七条人命，上海滩演出的一大悲剧”。
戒严失败
悲剧发生在12月23日。这一天是上海市民第二次申请办理黄金存取款。当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汇款局、合作金库分行分别发布了黄金存换申请。在黄金即将撤离上海的传言下，近560万人陷入动荡，外滩银行外又有一波人，已经是肩并肩。
早在前一天下午5点，大量市民开始聚集在外滩的银行。到当晚8点，尽管天空飘着寒冷的冬雨，外滩一带依然人头攒动。
全市警察几次试图驱散人群，但人们固执地堵在各大银行门前。即使他们一旦被赶走，也会在之前的“阵地”重新集结。军警当局除了在南京路、外滩路、四川路、司马路宣布临时戒严外，别无他法，但仍无法阻止市民进入。
当晚，外滩及附近地区交通瘫痪，附近银行和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法正常下班，甚至一度被堵在写字楼里。
午夜时分，在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下，近7万人在风雨交加的外滩度过不眠之夜。
7人死亡，50多人重伤
12月23日凌晨四五点，听到外滩跑人群蜂拥的消息后，市民们越来越害怕。担心手中的金色卷轴会变成废纸，更多的人会涌向外滩。
早上银行要开门的时候，等夜的人群瞬间爆发。500多名负责维持现场治安的警察逐渐无法应对混乱的人群。
时任上海公安局长的于淑萍紧急赶赴现场，但无法阻止事态急转直下。
银行开门后，为了取得更大的进步，排队的人打得很凶，甚至向执勤的警察扔旧拳头。人们冲进银行大门，以至于砸碎了门窗，银行里的栏杆瞬间被推倒在地。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也有普通人排队兑换黄金。
“压榨死者”的呐喊不再只是抱怨，而是真正的呼救。越来越多的市民被汹涌的人群推倒淹没，而警察则被自己压垮，完全失去了维持秩序的能力。
于叔平知道不对劲，于是下令出动“飞行堡垒”。
所谓“飞行堡垒”，就是当时的骑警队称为“特警”。骑在马上的警察挥舞着警棍，然后他们设法打开了一条穿过人山人海的通道，以便救护车能够靠近。人群暂时退去后，一片混乱。在这次外滩踩踏事件中，7人死亡，50多人重伤。
不可能的任务
市长吴国桢紧急联系了央行，商讨应对措施。当天下午5点，央行奉命宣布即日起停止黄金兑换业务，以平息外滩的混乱局面。
回顾这一悲剧，有媒体曾估计，1948年上海人口约560万人，指定兑换黄金的银行只有8家，能兑换黄金的有身份证的成年人约300万。按照每家银行每三个月兑换一次黄金的要求，平均每家银行每天要办理4200笔黄金兑换业务，总共8家银行要办理30600笔黄金兑换业务。
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2月23日，根据警方后来的估计，外滩聚集了7万多人，甚至超过了10万人——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成年人口都挤在这个弹丸之地。
更糟糕的是，能经营黄金交易所业务的8家银行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甚至相距不到200米。
14岁的作家李敖在外滩目睹了这一幕。他曾回忆说:“早上5点10分以后，人山人海，从四面八方涌向央行进行优惠兑换。顿时拥挤不堪，人山人海...每天被挤压致死的挤压伤，随处可见。我去买书了。经过黄浦滩后，路上过不去。我只踩了舢板，绕着水走。”
为什么悲剧发生在上海的“脸上”
悲剧发生后，很多人批评上海政府控制不力。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聚集也是外滩历史上的第一次。外滩自开放以来，一直是近代上海发展的起点、中心甚至标志。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前，外滩地区还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踩踏事故。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处于公共租界统治下的外滩，是银行和洋行集中的地方，金融和商业机构发展迅速。外滩地区也演变成了上海整体现代化的“示范区”，也是外国人在上海旅游为主的高端社区。
换句话说，外滩并不是大量中国公民聚集活动的区域。虽然交通拥挤，但人流量不大。租界收回后，外滩人流虽然有所增加，但总体在可控范围内。
其次，无论是工业部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都非常重视外滩地区的安保工作。以1937年5月为例，一个月内有157名警察到巡逻室，期间逮捕了2177名各种肤色的犯罪嫌疑人，不遗余力地维护公共秩序。
1945年后，接管租界的国民政府也不允许作为上海“脸面”的外滩发生大乱大乱。然而，随着各种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传统的控制效率迅速崩溃。有限的警力不得不应对全城的罢工和抗议，却忽视了外滩等关键区域的安全。
金跑悲剧发生前不久，上海市政府成功解决了通货膨胀导致的“米荒”。1948年冬天以后，全市警察都把重点放在了米店周围的保护上，准备应付蜂拥而至抢米的人群。
随着粮食外包入沪，米荒逐渐平息，但淘金热却不期而至，规模和强度甚至比米荒还要糟糕。当时，筋疲力尽的市政当局和警察当局来不及考虑适当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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