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林彪 罗荣桓与林彪的合作与分歧：罗荣桓之子追忆父亲

因为父亲的低调性格，毛主席在为林彪选择搭档时选择了父亲。林彪的个性很强，和以前的党代表都相处不好。和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又要灵活。毛主席想了想，认为这个角色一定是他父亲的

罗和的唯一合影

吕奇吊罗荣桓

我记得当草飞起时，红军自相残杀。

长征不是一个尴尬的日子，但为锦缎而战是一个大问题。

每次闻声欺大鸟，昆吉经常嘲笑老鹰。

不幸的是，你今天去世了。国有问题能问谁？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听说开国元帅罗荣桓逝世后写的一首诗。12月16日晚，罗荣桓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南海一线堂，正在听聂汇报的立即要求大家肃立。12月19日，参加完罗荣桓遗体告别仪式后，毛主席回到家中，久久不能入睡。他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毛主席一生写了无数首诗，但为战友和亲人写的悼亡诗却很少。世界上真正留存下来的是《梁祝答李淑一》，怀念亡妻杨开慧和战友刘志勋。正是这“七法悬罗荣桓”，显示了毛主席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器重。

民国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年龄倒数第二，但死得最早，一生历程只有61年。罗荣桓元帅极其低调。作为一个服了几十年兵役的开国元勋，关于他的轶事很少。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开国元帅，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位记者拜访了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罗东进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团副政委。1999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02年退役。

“我父亲总是保持低调，从不炫耀什么。当我站在儿子的角度回忆父亲时，他不仅是一位经历过多次战斗的元帅，也是一位优雅大方的长者。”谈起他的父亲，罗东进令人敬畏

从大学生到“党内贤人”

1902年，父亲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汉水镇南湾村。他的名字取自《诗经》中的“桓桓·郑宇”。

自曾国藩与左组建湘军以来，近代湖南出现了习武之风。所以有人说，没有湖南是军队。湖南三大元帅中，彭和贺龙都出身于军中，唯独他的父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

25岁之前，父亲一直在青岛、武汉、上海、广州读书，专业是土木工程。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希望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的父亲看到“伟大的革命局面被他们破坏了”时，异常愤怒。父亲加入了共产党，走出心爱的教室，从武汉到位于鄂南深山的桐城，参加农民起义。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是我党建军的重要起点。从那以后，公司就有了党代表，我父亲是当时最早的七个党代表之一。父亲为了革命，选择整日过着“红米、南瓜汤、草鞋”的艰苦生活，同时还要经受枪林弹雨。我相信他一定有着强烈的救国理想和奉献精神。

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很突出，鼻子上戴着厚厚的镜片。为此，父亲也遭受了损失。他刚到鄂南组织农民自卫队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戴眼镜，温文尔雅，就推荐他管理账目。部队调动时，父亲除了搬运行李外，还负责保管装有两三百块大洋的箱子。在路上，突然两个农民兵走过来说:“我们来帮你。”父亲毫无戒心，感激让他们帮忙。后来才发现，这两个人无处可寻。失去了整个公司的家庭后，父亲后悔了，经常对自己抱怨:“我们都是叛逆的学者，无法摆脱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不经过一些磨炼，是不能成为坚定的、有经验的革命者的。”这件事之后，连毛泽东都听说了。他说他父亲不仅诚实正直，而且善于总结经验。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战斗岁月里，父亲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十大元帅中，我父亲是第一个和毛主席共事的。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主席提名后，父亲当选为红四方面军前委委员；不久，他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长时，扩大了8000人，赢得了主席的赞誉；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地区一度紧张。虽然父亲之前以身体不好为由要求少承担责任，但董事长亲自和他谈过，坚持让他解决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兵力不足，主席自信地告诉他们，罗荣桓一定有办法。结果父亲当年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实力大增。在只有27万劳动力的松江省，动员了8万年轻人参军。因此，董事长在日后表彰东野时反复强调:“罗既是婆婆又是媳妇，还管理穿衣做饭。”

因为父亲能当文员，待人宽厚，脚踏实地，不善言辞，党内同志曾给他“党内贤人”的称号。

“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1937年5月16日，他是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娶了我的母亲，23岁的延安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婚那天，他们煮了一大锅面条，里面有萝卜、卷心菜和一些鸡块。许多同志来到他们的新房子只是闻着香气，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他们的婚礼是大的。当时谭政、张爱萍、甘都去了。

在战争年代，父母的生活极其艰难。他们生下了弟弟罗北屯，在延安的一个老家被寄养，但不幸去世。1938年4月，妈妈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母亲故意从高处跳下，从马上摔了下来。她身边的人劝她“罗主任还没有孩子，你可以生了”，只有在大家的劝说下她才妥协——她生的孩子是我。

我出生那天，父亲奉命率领八路军115师从山西到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急忙跑到母亲身边，看了我一眼，留下一句话:“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然后他转身回到部队。

因为情况复杂，我妈不记得我在山西哪里出生，也不记得我具体的生日。我总是和我的小妹妹一起过生日。直到我40多岁的时候，原38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叔叔偶然翻开他的旧日记，才发现我出生于1939年2月14日，现在还是情人节。

从小，父亲对我的教育就非常严格。1959年，我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他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要红，要内行。他还为我题词:学专业和学政治是结合的。政治决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会迷失方向。与学生密切接触，相互配合，共同提高。谨防孤独自大，不自卑不自信。遵守军纪，培养大无畏精神。

上学后给父亲寄了两封信，至今还记得父亲回信的内容:“两封信都收到了。第一封信风格不佳，内容贫乏。第二个字母稍微好一点。希望你继续写，这是一种补充学习的方法。最后，祝你正式入伍，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新战士。你要记住:这是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我们必须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林洛”的合作与分歧

父亲不喜欢出现在他面前，更反感他个人的宣传和夸奖。他尽量避免拍照、题字、走上讲台等活动。1956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改名为“荣桓中学”，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他立即写信婉言谢绝，希望学校领导好好教导，宣传人民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兵的报道，其中提到罗荣桓元帅在几个地方的活动和指示。他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罗荣桓给了你什么贿赂？为什么左元帅罗荣桓，右元帅罗荣桓宣传？没必要这么做！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正是因为父亲的低调性格，毛主席在为林彪选择搭档时选择了父亲。

1930年2月，24岁的林彪因为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四方面军军长。但是，他个性很强，不能和历届党代表相处融洽。作为他的搭档，他必须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毛主席想了想，认为这个角色一定是他父亲的，于是被派到红四方面军。这是我父亲和林彪合作的开始。从那以后到解放后，他们多次成为伙伴。

父亲和林彪的合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你们不是林彪管战斗吗？那我就什么都做好，除了战斗。”到达东北后，林彪的个人主义越来越严重。为了迁就林彪指挥战争的“重点”，父亲毫无怨言地奔走在哈尔滨和双城之间，承担了部队的一切政治、训练、装备和后勤工作。父亲从不居功自傲，对无原则的问题非常理解和宽容，他们相处得还算不错。那时候他每天回家总是很晚，他妈妈坚持要等他爸爸回来吃饭，所以我和姐姐经常在桌子上等着睡着。

但父亲的迁就和隐忍并不是无原则的，他在工作中经常提出不同的意见。林彪对此很不满意。进关内时，他抱怨，劝他撤换罗荣桓为四野政委，遭到坚决拒绝。

1960年秋，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有问题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使他的父亲十分不解。当时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学校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当时受林彪学习的庸俗化、教条化影响，学生只注重阅读量，乱用毛主席语录。我在信中也给父亲列举了我读过的作品，并没有不适当地引用一些语录。当时父亲非常担心林彪的错误提法。看完我的信，他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内容非常重要，信中说:“理论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只满足于一些现成的文字和规定，而要理解其精髓和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写下所有的药方……”

在信中，我也向父亲反映，有时候我和同学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怕别人说我固执、骄傲；如果你放弃了你的观点，你就被怀疑放弃了你的原则。针对这个问题，父亲写道:“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同志之间要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意见，甚至要争论，才能达成一致。但是同志之间不要有偏见，不管你是谁。”我想，我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应该已经考虑到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甚至做好了争辩的准备。

时隔半个多月，父亲终于忍不住在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发言:“学习有问题”毛选，这句话应该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那你说你应该怎么学？”林彪被父亲的话弄得很尴尬。

“应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不如换句话‘带着问题学习’。”父亲的心让会场突然变得寂静。过了几分钟，林彪慢慢地说:“不好就去掉。”

“还是改掉这个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习，融会贯通？?"还没等父亲说完自己的补充意见，林彪就突然起身，说了声“散会”就离开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我父亲气得手都发抖了。回家后，他喃喃自语:“大家都是老同志，一起工作了很久，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有问题，大家都会讨论！”林彪在此之后对大家说:“什么‘罗霖’，林罗应该分开，林罗永远不在一起！”

传闻“罗霖”是与“刘邓”同名的黄金搭档，但他们合作的事实并非如此。

与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从我3岁开始，父亲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特别是1942年部队进入沂蒙山区后，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开始小便。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差，父亲支撑着病体，经常在担架上工作，但他很坚强，甚至告诉母亲:“我要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含泪而死。”

1946年夏天，父亲病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建议他培养3年。但是，父亲关心东北解放战争，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刀伤一痊愈，他就回到了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父亲还在带病坚持工作。正如他常说的:“如果你有精力，你必须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1963年12月1日，我接到学校通知，要求尽快返回北京。我突然紧张起来:以前我爸爸住院的时候，从来没有让我休假。

当我到达医院时，我父亲处于昏迷状态。12月16日，父亲病重，不幸去世。

父亲去世后，我们打算为他做一本纪念相册，但找不到他和毛主席的一张照片。每次有好事发生，当人们上前庆祝时，父亲都会在一旁默默地灵光一闪。最后，我只找到了毛主席、聂、贺龙和他父亲在机场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的一张照片。我们不得不截取了父亲和毛主席的合影，这成了父亲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们45年了，但我和两个姐姐一天都不敢忘记他的教诲。

我的姐姐北杰，与共和国同龄，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她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和外交官，在父亲的指导下，她意识到“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没有人一生都离不开医生”，于是选择了行医。

我妹妹罗宁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虽然她曾在文革期间因为母亲的“问题”而一度被部队拒之门外，但她最终还是成为了粤北山区的一名战士。1985年，她去美国学习工商管理和国际贸易，现在她在军队工作。

对我们的孩子来说，父亲的性格就像一个热水瓶，内热外凉。他经常教导我们:“你们是老乡养的！没有他们，你就活不到今天！”我一天都没有忘记父亲的话。2006年，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研究会会长——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为老乡们做点什么了。父亲会很高兴，如果他发现在坟墓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