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年代下的大逃难:“太平轮”沉没后事揭秘

对于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1949年无疑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从去年秋天开始，辽沈、淮海、平金三大战役相继打响。短短几个月，国民党百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今年元旦刚过，扛着淮海胜仗的人民解放军又一次大举集结在长江北岸，锋尖利剑直指南京。蒋介石在匆忙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察总长后，于1月21日宣布“下台”。至此，中国大势已不再悬念。

数百万人进入台湾

在隐约可闻的隆隆炮声中，曾经充满盛宴和梦想的上海海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躁动。伴随着战争，出现了巨大的难民潮。一些老官员、公务员、资本家、富商等害怕新政权的人，为了追随国民党政权，继续前往台湾，纷纷聚集在上海。在这段时间里，电影《滚滚红尘》中的逃亡故事每天都在上海的码头上重演。

因为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当时移居台湾的方式主要是海运和空海运。然而，由于飞机数量和体积有限、票价高和天气等因素，航运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渠道。在南京被攻陷前，上海成为移居台湾的人的主要集散地。当时有中联、中兴、民生、舟山、太古、大同、招商局等10多家船公司，船舶50多艘。

虽然船只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面对数十万数百万想要涌入台湾的难民，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据移居台湾的年轻军人贾说，他在最紧张的时候，带着部队来到黄埔码头，看到码头上人很多，士兵、军属、难民挤在一起，人们争相乘船逃离上海。整个码头就像人间地狱。.....为了挤进船里，很多人冒险爬上船，最后像饺子一样从船舷掉到海里。真是悲剧！……

另一位年轻的战士游怀贤也说，当时上海一片混乱，黄浦江上挤满了运送的人和物资。有多少人是因为搭船掉到黄浦江里淹死的，导致了妻离子散的悲剧。没有人能控制，人们的生活就像一股难民潮。因为是部队，所以能驱散人群，顺利上船。

还有人回忆当时上海码头停着几千辆废弃的汽车，家具和旧东西在上海满大街卖。通常，一份需要几千银元的法贴三溪堂，只要50银元就可以买到。至于排队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不是按部门卖，而是按重量秤。

“太平船”只是其中一艘在奔逃的喧嚣中。幸存者之一李说，他当时是山西省公务员逃跑小组的成员，在1948年冬天太原被包围之前逃跑了。一批一百多人一路逃亡，终于抵达上海。登上“太平船”后，他们发现这“不是人船”，货舱里挤得像猪圈一样，弥漫着酸味，让人恶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高兴能上船。

乱世中，人的命运似乎是注定的。上船不一定是幸运的，不上船也不一定是不幸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人能够通过连接或堵塞金条潜入船中，而其他人则发生了。举个例子，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为了学校搬迁，想坐“太平渡船”去台湾，可是到了码头，船已经坐满了。就在他想转身离开的时候，船上的前三名军官拦住了他，把自己的船舱让给他，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其他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走上“死亡之轮”。比如国民党四平市书记梁因为刚出生的女儿发烧而放弃登机，同行的20多位亲友也一起退票，难以脱逃。后来的学者，当时还在襁褓中的郑培凯，在1月27日买下了“太平船”的船票。因为郑培凯吐奶，家人退了票，改乘飞机。星云法师曾说:“我赶船，幸免于难。”对大师来说，这就是因果报应。

消失的补偿。

船只失事的消息传出后，太平码头所属的中联公司的大股东曹州的家人被数百名遇难者家属包围。愤怒的人群涌入房子，砸碎了所有的家具和陈设，公司的门、办公设备和玻璃窗都被砸碎了。但这一切都救不了近千条人命。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档案，“太平轮”遇难者家属立即成立“太平轮困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与中联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后来这些人被中联公司安排在武功宾馆，费用全款，每人给15米。1949年，通货膨胀激烈，经济濒临崩溃，大米大概比所谓的纸币更实惠。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共识，416名已登记受害者家属推举齐、陆、杨等人为代表将中联公司告上法庭，并提出四项要求:一、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保护受害者家属的损害赔偿；3.责令中联公司尽快办理养老金和赔偿金；4.扣押中联企业名下的船只，包括曾经作为蒋介石船只的华联船。

事后上海地区法院判令中联公司赔偿，但在天文数字的赔偿金额下，太平船保险公司也倒闭了。据台湾信盛日报1949年2月23日报道，中联公司于2月22日后在台北发放临时救助金，遇难者家属每人领取1万元金券，折合新台币35万元。《时代与潮流》主编邓联熙的儿子邓萍回忆说，当时他们确实收到了补偿，但金额不高，家里的生计都落在了母亲身上。

1949年，时局剧变，“太平轮”的悲剧可能只是一集。类似事件不仅限于“太平轮”。比如一个多月前沉没的“江垭轮”，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所谓余波，无非是湮没在乱世的尘埃里。就在“太平船”沉没四天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金战役宣告结束。四个月后，上海解放了。姜山新陈代谢，战争和流离失所，赔偿终于不了了之。

“太平船”沉船事件后，中联公司拥有的另外两艘船因为官司未了，被铁链锁在高雄港，最后全部生锈。事实上，除了遇难者悲痛的家属，没有人关注这样一艘当时沉入海底的老船。时至今日，“太平轮”依然沉睡在舟山海域白洁山附近的海底，只有1951年基隆港竖立的“太平轮遇难者纪念碑”横亘大海，或许能唤起人们的记忆。

幸存者怎么样了

死者已逝，幸存者不得不继续前行。在所有幸存者中，前国防部参谋长葛克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在这次海难中，他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家人，留下他一个人，继续生存。1949年后，格科仍在台军服役。后来他遇到了袁嘉轩，两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共度余生。

在36名幸存者中，王是最年轻的。“太平轮”翻车时，她一把抓住弟弟妹妹的手。时隔多年，她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告诉她的最后一句话:“带上你的弟弟妹妹！”然而，只有她一个人获救，她的母亲、弟弟和妹妹都被海浪卷走了。后来，她父亲带她回台北。很长一段时间，她把故事和痛苦深深埋在心里，直到最近几年才公开。

最具传奇色彩的幸存者大概就是叶伦明了，他被救出后直接送回了上海。海峡两岸隔绝后，叶在台湾失去了妻子和兄弟的消息，1980年被允许在香港定居。叶伦明体格健壮。他不仅通过了海难的生死考验，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看过医生。抵达香港后，叶伦明经常参加自行车、游泳和慢跑三项全能比赛，并获得冠军。他是香港知名马拉松选手，拍过很多公益广告。但是叶伦明在香港的情况并不好，一直没有结婚。

海难发生时，父亲是“太平船”船员的上海徐瑞迪只有三四岁。“我只依稀记得和母亲一起在码头为父亲送行。我再也见不到它了。”1949年后，徐瑞琪母女仍留在上海。“后来为了生活，我妈再婚了，很少谈我爸和太平轮。”

中国著名侦探李昌钰和他的父亲李浩民也在海难中遇难。当时他大哥甚至租了一架飞机在失事海域上空盘旋空，但是茫茫大海里什么都没有。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形势的变化，原本富裕的李家最终迅速衰落。李昌钰的母亲不得不出去找工作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许多年后，李昌钰曾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太平轮事件，父亲去世，我以后不会去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取证的道路。也许我会选择做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商人。”本来李昌钰一开始是考上海洋大学的，但是因为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免收学费，补贴生活津贴，他反而选择了跟着警察走。

海难发生后，幸存者及其家人处境艰难，“太平轮”的股东也是如此，其中包括台湾著名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康永曾在一篇名为《我的泰坦尼克号》的文章中说，在“太平船”上遭受痛苦的乘客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无论他们支付多少赔偿，都无法满足他们的家人。官司一直无法解决，公司拥有的另外两艘船最终生锈成为废铁。所谓的“我们的船”从此与我们无关。

“太平船”沉船事件只是时局剧变下的一个不和谐的插曲。在1949年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有超过100万个类似的人会在现代史上这种罕见的迁徙中去哪里。根据台湾学者林同法的统计，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人数约为120万，其中公务员和普通人约60万，另一半是军队。来到台湾后，这些人占台湾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可以想象，每一个搬到台湾的人，大概都包含着各种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甚至刻骨铭心的痛苦故事，而“逃离”这个词，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们余生的人生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