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诛心 帝王诛心 文祸横行 四朝权臣崔浩出来领死吧

皇帝心中充满了烦恼，于是四朝权臣崔浩出来送死。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古人曾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史上的昭昭血肉早就证实了这个真理，贵如李唐皇孙李重润，大宋名相寇准，小如平头百姓张三阿四之流，皆因一时不慎，无端口祸，以致大难临头。其实，说话随便而致大祸，有人口才了得，也尚可辩解，倘若写成了文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如此则更是难逃法网，葚至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因此，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十分注意自己的作品。要么在文字上精雕细琢，要么在内容上歌功颂德。如若不是某种境况很特殊，如遭贬、流放，长处民间，退休等，一般来说，都是字斟句酌，然后才写成文字，流布世间。 但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够安全的好作品，百姓说得算？历史来衡量？全都不是，封建时代，你的辞章是否华丽吹捧？不重要。谏言是否得体无私？也不重要。甚至提议是否可行有实效？都不重要。重要的时，作品是否有问题，决定权掌握在作贼心虚的独夫——帝王手中。而这些帝王们用来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并不是客观的，而与政治标准和帝王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帝王们认为可以流行的好作品，其实未必就好。因为他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衡量。所谓政治的标准，以是否符合王朝意识和王权意识为主。而王朝或王权意识又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是个巨大的软件。它可以囊括一切矛盾，包括思想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政策矛盾，派系斗争等等。就如捕风捉影，适时而需，更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今是而明非的事随时发生，今天还高高兴兴的，为你的文采喝彩，明天哪里不对时，你的文采又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由虚变实，酿成文祸、令人防不胜防。至于帝王的心理、则它的不可捉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反正爱怎么玩，帝王说的算。 公元450年7月5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一位年近70的死囚在临刑前，数十卫士一齐朝他撒尿，烈日灼头，恶臭难忍，临死了还遭受奇耻大辱。而围观之人数不胜数，因为大家都想看看平时一向自重，品貌俱佳的当朝宰相是如何的斯文扫地。「 ”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没错，他是崔浩，他惨遭屠戮也不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但当时的名门望族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亦同时被牵连，同时服诛。其实他只是主编了一本书，而这书也是皇帝钦命的，写好之后，皇帝也认可了他的质量，并也及时给了嘉奖令。正所谓，朝令夕改，天威难测，你今天因此受到了多少的赞美，明天你就有可能受到多少诽谤。如果是其它人也就算了，这个人偏偏是崔浩。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乡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涉及，精研经义，时人没有赶得上他的，未成年就已誉满天下了。北魏三代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都让他亲随左右，恩宠有加。他本人长得面容清秀，皮肤细腻白皙，貌如妇人，可是他绝不是像如今一些小鲜肉们只会搔首弄姿，人家可是有真本事的旷世之才，他自比张良，官高至司徒，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贡献。崔浩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使太武帝得以依次成功击灭胡夏、灭北凉并出击柔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北魏得以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尤其是北凉的灭亡，使北魏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史书说他「 ”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甚至还参与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名门之后、天纵英才、帝师恩遇，位极人臣，甚至太子见了，也是恭敬有加。就这样的一个人，就因一本书，他的人生他的家族就全毁了。 正所谓，天之骄子，天必妒之。北魏太武帝曾对崔浩说：「 ”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着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为此还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 ”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可是这是这位对崔浩如此要好的的皇帝也亲手送他上了刑场。这位太武帝就是那位给佛教几乎带来灭顶之灾的「 ”三武一宗”的着名皇帝。 中国有重史传统，早在上古时期就有设置史官。所谓「 ”左记言，或记事”。封建王朝但凡政权稍稳定下来，就必要修史，以用来歌功颂德，追思前鉴，以化后人。公元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他信任的崔浩以宰相身份修史，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着作事。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太武帝本来也没什么意见。 由于长期掌握权力，崔浩逐渐有些忘乎所以，对于一些犯忌讳的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太子早就对崔浩有所不满了，位高权重后，往往专断独行，在任命郡守等地方官的时候固执己见，树敌太多，常与太子争执。连太子家臣高允都直接说了，你这样做，不为以后担忧吗？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树碑立传的事情继续做。在祭天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据说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这哪里是鲜卑贵族的赞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批判书，那些年的血泪发家史被揭露得体无完肤，关键还明目张胆的大肆宣传，人人尽知，人家的遮羞布被拿开，还让人家如何面对自己的子民，都不要面子的吗？何况是皇家。那些皇族们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一些曾经被崔浩整过的人们纷纷一哄而上，落井下石。随后拓跋焘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拓跋焘亲自审讯他时，他竟惶惑不能应对。他不明白，他对皇家威严的冒犯，他不明白他的存在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他必须得死。 不管怎么样，崔浩还是被夷族了。他的死，不管是不是出于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矛盾的对立，还是佛道之争的结果，还是自己作死的节奏。这个被宠信50年的大臣，瞬间就被怒不可遏的皇帝以屈辱的方面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