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 胡同文化—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贺庆，浙江绍兴人，光绪年间入翰林院。甲午战争后，他接触了西方文化，同情改良派。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协会，成立爱国会，宣传“全面革命”的思想。他发起成立了反清组织光复会，并编辑了《俄罗斯警察新闻》和《警钟日报》，倡导民权和革命。加入中国联赛后。1912年，他成为临时政府的首席教育官，并提议修改学校制度。改革措施，比如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模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以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邀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进步人士到大学任教，并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或留用李四光、朱家华、马寅初等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此外，他还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提出“学为基础，术为分支”的思想。由于蔡元培的大力创新，旧的缺点一扫而空，北大焕然一新。“学风蓬勃，声誉日隆”，客观上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础。1918年，新校舍红楼建在沙滩上，大大发展了学校的规模。一年后，这个红楼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1919年，提议的反对巴黎契约的抗议运动原定于5月7日举行。但5月2日，钱能逊总理给参加巴黎和谈的中国代表团发去密电，命令代表们签署合同。国务院电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总统府外事委员会主任的同乡，连夜偷偷向林报告了这一消息，立即向外事委员会主任王大燮报告。原来，外事委员会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绝签约，并将致中国使团的电报报给徐世昌总统，徐世昌总统由徐转交国务院，不料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王大学得知后非常着急。5月3日凌晨，他专程赶到蔡元培在东塘子胡同的家，告知消息。

蔡元培听后震惊了。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可能指望政府坚持自己的立场。此时他只把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同一天上午，蔡元培把罗嘉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叫到家里通报了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讨论情况。同时，作为北京欧美校友会的总干事，他和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鑫联名致电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约。与此同时，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5月3日晚，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示威游行，与市民、工人和商人一起在街上组成强大的游行队伍。蔡元培坐在家里，接到政府的电话，让他召回学生。他回答:“我不忍心阻止学生爱国运动。”他也没有理会要求他立即去教育部商量善后事宜。示威队伍突破军警，前往汉奸曹汝祥居住的赵家楼，放火焚烧曹宅。32名学生被前来镇压他们的军警逮捕，其中包括20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蔡元培冒着各种救援的风险，5月7日，所有被捕的学生都被释放。蔡元培带领全校师生在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之后反动政府免去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想解散北大，惩罚进步学生。为了保全学校，保护学生，蔡元培决定离开。北京大学及其师生组织了请愿活动。罢工游行促使蔡元培复职，得到各界广泛支持。当时学生潮汹涌。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与德国签署和约；9月12日，病愈的蔡元培回到北京；9月20日，来自北大的3000多人在法学大礼堂举行会议，欢迎蔡元培返校。盛况空前，天下少有讲“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故事。

后来蔡元培担任国民党政府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移居香港，支持国共合作。他于1940年在香港因病去世。周恩来曾作过一副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我丈夫的志向是国民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人权同盟，王先生的行程是在民主自由中。”

蔡元培在北京没住多久，主要是1977年到1923年任北大校长期间。那段时间他多次出国，在北京很多地方住过。后来，他在东塘子胡同的住所被指定为他的故居，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

蔡元培故居位于东城区东塘子胡同。原来的门牌号是33号，东西三路，再分两个院子，75号和77号，蔡元培住的地方。他住在这里的时候，用了五间倒房作为客厅；二院北房三间，前有走廊，左右各一间厢房，东西房三间，南房四间。第三个入口有五个北房，带走廊。从北面看，如果离新建的高层建筑没有街区的话，可以看到沙滩上的老北大红楼，离它不远的北江，就是以前的假厅所在的地方。学生会议于1919年5月3日晚举行。离东塘子胡同不远，是“烧赵家楼”的旧址。现在也是住宅楼。只有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仍然记录着那个历史事实。过去，院子里建了很多房子，很多家庭住在那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2000年底，医院的居民被搬迁，故居被拆除。由于各行各业的各种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将故居“就地保存”，幸运的是这个院落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