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小国来犯，明朝抓住它一顿胖揍，揍完把领土借给它300年
一生浩然随着新航线的开通，葡萄牙等国开始了早期的殖民扩张，幅员辽阔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目标。然而，葡萄牙的中国之行似乎并不那么顺利。
郑德十六年，在广东海岛副司令王弘的指挥下，明海军几乎歼灭了盘踞在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只有少数人逃回马六甲。次年，葡萄牙国王派出300多名训练有素的远征军，用五艘巨轮进行报复。他们在新会曹喜湾与明军会师，明军毫无防备，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葡萄牙在广东打不开局面，反而北侵闽浙，但也没有什么收获。嘉靖二十七年，经过周密准备，葡萄牙卷土重来，大举入侵福建漳州。但是结果还是很难过，又一次被一个明朝的小水手打败了。
但在这样一种“一边倒”的战争局面下，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将澳门租给葡萄牙。明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葡萄牙贿赂地方官员，还是因为明政府看重中国和西方的商业利益，还是因为葡萄牙后来的谦让感动了中国，一直标榜“怀柔”？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这是明政府在新形势下做出的战略调整。明政府通过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希望葡萄牙成为维护南海和南海稳定的重要依靠力量。
明末东南沿海海盗猖獗，地方政府束手无策。但是由于利益的影响和自身实力的原因，地方政府不愿意冒太多的风险，付出太大的代价，所以从来没有给过海贼强大的打击。明朝中央虽然有打击海贼的决心，但是任重道远。然而，葡萄牙人自己的勇敢和执着精神，以及他们恭敬和谦卑的态度，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注意和思考。于是，双方迅速达成秘密合作计划——共同打击海盗。
对此，葡萄牙自然欢迎并愿意帮助，以建立“立功表现”来获取利益。嘉靖二十七年，中葡联军攻打海盗森林之乡双屿岛，彻底消灭了这个令明政府头痛的海盗集团。葡萄牙的突出表现很快受益，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将澳门租给葡萄牙。葡萄牙深受这种好处的鼓舞。嘉靖四十三年，粤东柘林兵变，叛军包围广州。连长俞犹大立即派人去通知葡萄牙驻澳门部队。葡萄牙二话不说当即出兵，联合明军迅速镇压叛军。随后，两广总督还向葡萄牙人颁奖。
此后，中葡之间的国际合作得以保持。直到万历年间，两广总督还联系葡萄牙攻打海贼。这当然有利于海上和边境的稳定。
此外，把澳门租给葡萄牙，不仅可以把澳门建成防御广州的外围防线，还可以以澳门为基地进行“防御性反击”，共同打击海上其他敌对势力。
明末除了当地的海贼，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大量的日本浪人，这些浪人和北方的蒙古构成了令明朝头疼的问题。后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有机构的殖民扩张，是中国从未遇到过的新现象。
明政府担心东西新旧两股外国势力的汇合，会给国防带来很大压力。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当时葡萄牙人和日本人有很多勾结，尤其是葡萄牙人之间，他们竞相从日本招募大量亡命之徒。这绝对是对中国的可怕威胁。当时两广总督张明尚钢枢密使建议将澳门租给葡萄牙，也正是因为“葡日勾结”的可怕后果才说服了朝廷。如他所说“广东有澳夷，且尚在后；澳洲有日本贼，犹虎中伏义也”。
经过慎重讨论，明廷决定“开走日本，留在意大利”在葡萄牙租澳门。于是，葡萄牙殖民者和日本海盗的勾结就此结束。当年，张明刚下令葡萄牙全面驱逐日本人，并派海岛次长于安兴监督实施。为了把驱逐倭寇的事业进行到底，中葡两国还刻碑立誓，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收储养倭奴”。
同时，针对西方殖民势力，明政府采取了“利用外国人控制外国人”的策略。为了防止西方殖民者联合起来侵略中国，加深西方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明政府不仅把澳门租给葡萄牙，还对西方商船征收两种不同的关税。
西方殖民国家已经有矛盾了。经过明政府这样的“挑衅”，矛盾更深，竞争更激烈。这就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关系，有利于东南海域的稳定。
这些都足以说明，政府已经与葡萄牙形成了开放的“条约关系”。明政府也为此履行了一定的义务。比如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争夺澳门的权益。葡萄牙立即向明政府求助，广东当地政府立即派出海军增援。虽然他们最终没有真正参战，但他们确实展示了两国之间的另一种联盟。此外，明朝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荷兰人占领台湾和澎湖，甚至在天启期间用武力在厦门打败荷兰人，然后将他们驱逐出澎湖。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政府对葡萄牙的态度。
明政府的海纳百川政策，既打击了国内海贼的嚣张气焰，又避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入侵，还长期维护了东南海域的和平稳定，真是一举两得！这种体现明政府新思维的国际维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无论如何，强大的国力才能真正保证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维稳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发展实力才是硬道理。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租借的领土最终会被一个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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