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 “共产共妻”：一段舶来谣言变形记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区十字街上，一位年轻女子对着人群和路人大声演讲:“把脚站稳！下定决心剪头发！并坚决反对束胸！束腹是不人道的！我的女人们，你们解开胸衣了吗？拜托，男人没有束身衣，我们为什么要有束身衣？”

说到兴奋，女人突然解开扣子，脱下上衣，抱胸说:“你看，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突然，人群中喊声、笑声、口哨声和一阵骚动。女人热泪盈眶，张开双臂喊道:“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远东传统社会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的首都武汉，八名庄严爱国的女大学生在长江边举行了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报道。这个报道现在看来令人震惊:前排的标语牌，手里拿着竹竿，除了鼻子上的大眼镜，全身都是光着的，其他七个都是光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解放你自己！我们失去了基督教的耻辱，赢得了自由。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中国！”

其实这是武汉市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在1927年一些武汉女性的认知中，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是一种革命行为。3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重要党政官员、女领导人和20万军民在汉口召开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时，一些拿着彩旗的裸女冲进游行队伍。游行者震惊了，游行队伍有点混乱，但这些裸体女人无视街上所有的目光，仍然和游行队伍一起游行，高喊:“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这些裸女都是想参加“革命”的妓女。结果他们报考了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没有被录取；想参加女干部培训班的也被拒绝了。在犹豫失望之际，经常出入青楼的黄公子唆使他们说:“学有什么用？裸体游行是“最革命的”。

20世纪2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随着革命而高涨。长期以来，中国女性被压抑的人性和被禁锢的生活突然有了突破禁锢的可能，那些突如其来的激情迸发和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毫无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这种趋势与暴力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整整30年，上演了一部以不同版本和谣言为核心的戏剧，其最轰动的内容就是“共产主义杂婚主义”。

不正常的年轻人

这时，中国人已经听说了“共产主义杂婚制”这个舶来品。

这个名词来源于关于社会主义苏联的谣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开始实行新制度。大多数人对此感到新奇和陌生，自然而然地想象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由此产生了一些荒谬的愿望。甚至有资料显示，在俄罗斯，曾经有过私下“公开”的资产阶级女性行为。

虽然在苏联的官方文件中，找不到关于女性“公有制”的文字。然而，关于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杂婚制”的说法不胫而走。西方报纸上出现了“苏联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使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把俄罗斯留在人类文明的角落”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

很快，这个起源于俄罗斯的谣言就传到了中国。

事实上，苏联确实试图将妇女从家庭的束缚和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项法令，废除了男子对家庭的特权，并确认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但显然，这些做法在几千公里之外就被曲解和曲解了。

当中国革命者把目光转向苏联时，改变历史上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成为最具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年轻人掀起了摧毁家庭、废除婚姻的运动高潮。“勤工俭学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屋”等团体在中国古代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员与家人脱离经济联系，离婚，终止合同，然后集体过着“公社”生活。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和“空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仍然让人们着迷的同时，“共产主义杂婚主义”的谣言与这群看似离经叛道的年轻人齐头并进。

广东省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留学日本时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回国后，在他们的家乡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工人同情会”，试图用社会主义教育工农，改造社会。

20世纪20年代初，彭湃将“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带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引起了当地士绅的不满。不久，有人向负责广东的陈炯明报告，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和“杂婚主义”，彭湃不得不在广州呆上两个月。“他整天只向人们解释，社会主义提倡共产主义，不提倡平均生产，不提倡自由恋爱，不提倡杂婚主义”。

但显然，他的解释是没有用的。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海丰历史上第一次五一游行。游行当天，彭选出了最高的学生，举着一面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国旗上有两个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师生敲锣打鼓，吹号齐鸣，唱起彭湃自己写的《劳动节歌》:“劳动是最神圣的，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喊着“劳动是神圣的”的口号，浩浩荡荡地穿过街道。

这种狂热的宣传和面红耳赤的行为，让海丰的士绅们胆战心惊。他们确信这个年轻人决心搞“共产主义杂婚主义”，并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教育宣传的错误》《铜鼓喇叭可以休息》等文章，抨击彭湃。但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劳动的神圣性是很有诱惑力的宣传，只有宣扬令人震惊的“杂婚主义”传说，人们才能在“共产主义”面前退缩。

谣言和敌人

从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共产主义杂婚制”就成为反对者攻击这一制度的有力武器。不仅最初的左倾知识分子被污蔑，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政策后，“红色”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造谣”的命运。

军阀们说:“孙中山应该只讲三民主义。他不应该再和红党合作，高唱团结俄国、团结共产党、帮助农工的高调。这不是小事。”“红军提倡‘共产主义杂婚主义’，不谈人伦，不分贫富，谁受得了！”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夏Xi在《湖南党务报告》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民的手段时，第一个就是造谣农会，说他的党是共产主义杂婚主义。同时，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农协的一位代表说:“我们在家乡的时候，经常听到土豪劣绅说国民党是红色的，红色是共产主义的杂婚主义。但是当我们来到武汉，我们意识到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北洋军阀的贪官、土豪、劣绅制造的谣言。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自孙中山入俄后，国民党左翼逐渐主导了这一政权。然而，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此时，“共产主义杂婚主义”不仅是对亲俄政权不满的宣泄口，也是右翼攻击左翼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发表文章，称“少数无知女性发起各行各业女性裸体游行以避羞”，称之为“避羞，实则增羞”。发起者如屎，支持者如兽。". "制造这种荒谬异端的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以恶毒的思想和狡猾的手段，利用无知的女性举行无羞耻的裸体游行，打破女性的羞耻心，扰乱社会秩序，认为实施公妻的动机，满足自己无限的欲望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不是严格禁止，为什么要维护自己的人格！" .文章还恳求各总司令迅速取缔抵抗，“并将红党领袖发动至全体人民，欲予严惩”。

因此，在革命浪潮下，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些狂热行为很快被政治利用。武汉的流氓势力专门买春，组织秘密“妇女协会”，准备在五一举行更大规模的裸体游行。消息一出，武汉三镇风雨交加。国内外报纸纷纷报道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共产主义杂婚”的谣言甚嚣尘上。

■最“有效”的宣传

南京汉合流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逐渐控制了中国的政局，那些仍坚持共产主义的“红匪”成为蒋介石的主要敌人。这时，“共产主义杂婚主义”成为最具侵略性的反共宣传。

一个在江西经历过剿共的人的日记《随军剿共日记》被军部政治训练处广为散发。

《日记》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罪恶:“向红色俄罗斯投降，阻碍抗日战争，反抗中华民国，掠夺人民，破坏道德，破坏建设，灭绝人性，蹂躏地方，强奸妇女，制造恐怖”等等。通过一些被俘士兵和叛逃者的口，他们也讲述了自己在苏区的故事。“同志们到处强迫民间妇女当安慰队、担架队、宣传队，其实只是为了轮奸。”水口之战后，一名被俘士兵交代:“白天行军时，500名穿白、黑裙子、袜子、鞋子的姑娘随部队出发，但在部队驻扎后，就消失不见了！如果你又软又香，对我来说是什么！”

在偏远的农村，红军还没到，村长就带着村警在村里鸣锣、喊话、张贴告示，说共产主义杂婚主义中的“共匪”来了，杀人放火的“红头蛮子”来了。

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苏区成了不道德的匪窝，而红军则常常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主义杂婚”的恶魔。而这些，因为局部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有捕风捉影的源头。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寻乌县考察。他发现，在这场运动获胜的地方，女性“立即变得自觉起来”。乡政府成立之初，每天肯定有几起离婚案，“十起离婚案中，有九起是妇女提出的”。女人挣脱了“魔爪”。“如果你从来不保持独身，离婚后肯定会很快结婚。”有男人失望地说:“革命断绝了，老婆全断绝了！”

起初，农民政府机关几乎不干涉离婚，并在法律之外宣布禁止逮捕和强奸。婚姻自由的规定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混乱。"田方红卫兵队长有一个妻子，后来和一个女人勾搭上了。"然而，龙图和何交伟的年轻人经常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几乎导致枪战。“原因是两个乡的男青年经常成群结队地调戏女青年。两个镇的年轻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有了团结，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辛勤工作而自由放松。与此同时，与年轻男性朋友谈恋爱的行为也有很多，他们在山上的群里公开‘自由’了。”

不仅是寻乌县，其他地方也有婚姻中的“剁改”和“一杯水恋爱”现象。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女人，三年内结了五次婚，离了五次婚。后来，还号召妇女干部“教育妇女和农民，不要把婚姻当作儿戏”。

在湖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参加革命，他们也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在街上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吵又唱又疯。晚上不分男女，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半夜吵吵闹闹……我在国民党封建制度的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们认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可以分开了。”

朱晓东在《婚姻治理》一文中写道:在革命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基本活动，很少有人注意到。直到有一天，革命党人跑到村里考察这段婚姻，他们的书散发着五四和法国的味道。这时，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修养还远在他乡，他们用的是五四运动的语言。例如，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除封建社会束缚妇女的旧伦理”。“就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新完善的《婚姻法》和思想启蒙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多不好的东西马上就产生了。

“每一次婚姻自由法的颁布，都会造成一段过于浪漫的青年男女性关系混乱的时期。”正是因为一些“乱”，国民党控制区内“共产杂婚”的反共宣传才是正当的。

红色宣传

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蒋介石“对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撒了很多谎，煽动了对红军的仇恨”。在慢慢缩小的苏区之外，在漫长而危险的长征途中，贫农的恐慌和异样的眼光，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们最依赖的阶级团结的麻烦。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到达陕北。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即“动员、团结、组织全中华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了打破国民党舆论的禁锢，中国共产党开始联系外国记者和进步民主人士来延安采访访问。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经过几个月的采访，完成了他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大获成功，在三周内卖出了12000册，打破了远东图书的畅销记录。

与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相比，其结果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实。埃德加.斯诺的作品揭示了一个红色区域，它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像一座石堡一样与世隔绝了九年。国民党试图用谣言建造堡垒，突然出现了一条裂缝。“国民党一直宣传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共产主义杂婚主义的陈词滥调在我脑子里已经清除了。”被延安清新的天气所吸引，那些不满国民党政治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渴望自由的叛逆青年开始向西北奔去。

在“共产主义杂婚主义”谣言的发源地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说教性和约束性的思想体系，新的威权结构，并通过不断歌颂军事化成果和革命成果，强调自己对男女和性行为的态度，强调自己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的标准。”起初，婚姻、离婚、人工流产和家庭的高度自由受到限制。恩格斯认为人的性权利和性生活不应受到国家的限制，这种观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和“不负责任的”。

在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我是我自己”的妇女解放浪潮终于在革命中解散，一股更大的力量——“组织”决定了人们的命运。无数革命女性回到了自己的家庭——革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