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 皮埃尔·布尔迪厄有着怎样的遭遇 他的命运如何
思古的情怀从布迪厄法语和英语作品的不同经历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语境变化对知识分子话语本身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主要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文。选择这个时间并不是巧合。在此期间，布迪厄开始在法国学术界获得中心地位，并开始通过教学活动和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建立欧洲社会学中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大约与此同时，英美大学的新一代学者普遍在寻求新的研究方向。许多人开始探索法国社会理论在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有影响的作品之外的贡献。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和布迪厄，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其他人，作为一波思想的一部分被翻译并介绍到英语世界，他们的工作取代了结构主义在英语世界中的地位。
只是从时间流逝的角度来看，翻译也是把作品从原本的知性语境中拽出来，放到一个新的语境中。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在布迪厄的案例中尤为明显，尤其是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普遍失去了统一性。这种失落与英美学术界没有这样一个可以与法国“人文”相提并论的跨学科领域密切相关。那些在巴黎放在“人文”标签下的书，在牛津、伯克利、芝加哥等大学的书店分类，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迪厄因为一系列精妙的结构主义分析而为英语世界的人类学家和中东学者所熟知，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的研究和他的短篇小说《阿尔及利亚1960》。布迪厄和让-克洛德·巴萨兰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使他成为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家”和教育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家”。而这和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关系不大。1977年《实践论概要》英文版出版时，人类学家广泛阅读了这本书，但最初被社会学家忽视。
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歧视:对有趣判断的社会批判》。在这本书里，布尔迪厄批评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学的方法，旨在批判缩小学术关注范围的趣味判断。然而，英语世界的读者普遍将其归类为一种片面的有趣模式的结构主义叙事，这本书甚至被挤进了大众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从而剥夺了《分辨》的根本批判影响。这种碎片化的解读随着布迪厄的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而继续，而布迪厄一贯独特的知识生产模式却在看似各种各样的研究中被完全忽略。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迪厄的厄运，在英美语言中运用了大量的策略。他发展习惯的概念是为了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论。在他看来，习惯性即兴创作不仅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更是一种战略因素；它不仅表达了个体行为者的主观意图，而且有结构基础。它们就是布迪厄所说的“资本积累”。为了详细解释这一观点，布尔迪厄借用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关于语言使用作为社会行为的词汇，以及英美话语的战略行为，尤其是经济最大化的词汇。这些术语的使用使布迪厄能够开发出一种相对独立于法国语境的方法。但也为英美学术界的问题解释奠定了基础。英美学者往往把布迪厄对这些术语的使用置于法国话语的语境之外，仿佛这些术语的使用在独白中表达了英美话语的战略理性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国语境下，布迪厄强调作品的经验基础，而在英美语境下，人们必须重申布迪厄作品的理论层面。
布迪厄一直致力于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论和二分法。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解释，但布迪厄的理论基调是温和的。正如他一再强调符号资本在经济资本中的中介作用一样，布迪厄作品中的中介倾向是人们误解的根源。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决定了布迪厄不可能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引起瞬间的轰动，另一方面也给布迪厄留下了更广阔的理论圈空。也许这就是布尔迪厄理论持久影响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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