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作品的艰辛历程，“姓科还是姓文”
历史解密者《流浪地球》是一部根据中国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由中国电影人制作。它也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龚宇移山等传统经典故事一样，反映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2019年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第一年，但中国科幻的第一年应该是1978年。
1978年，大量科幻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而《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的人》等科幻电影的引进，在中国掀起了科幻的旋风。也是在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宣布了中国“科学之春”的到来。之后，国内一大批科技、科普出版社、科普报纸恢复正常工作，许多作者投身于科幻小说创作。
后来以纪实文学著称的叶永烈，是中国科幻四大家之一。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在20世纪50年代致力于科幻小说创作，70年代重新投入创作，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科幻作品。1980年，他成为世界科幻协会的成员。他的代表作是《飞向射手座》；童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被改编成第一部科幻电影；肖建恒淡出科幻之后，刘醒世稳居第四。在其鼎盛时期，有100多位科幻作家出版了近1000部中短篇科幻小说，以及几十部长篇科幻小说。"
但科幻作品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成了当时讨论的中心。到目前为止，科幻作品的定义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当时的中国甚至经历了一场“科学姓还是文学姓”的讨论。
1979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科学是意识形态的源泉》，批评叶永烈的小说是“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并且认为仅限于儿童的科幻小说不适合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俗趣味。于是双方开始争论。
科普派坚持科幻文学要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当时社会的主流态度也是这样认为的。
本来这个争论应该止于学术界，但是到了80年代，当时的重要科学家钱学森参战后，情况就变了。他赞同科普派，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的义务。
1980年，钱学森曾批评:“有一些科普文章，也有一些科普科幻小说，我觉得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存在一些问题。”1981年，针对科幻电影，钱批评说:“科学幻想是可以制造的，但应该是科学家心目中的那种幻想。.....应该做出那些虽然还没出来，但是能看到苗头，肯定能实现的事情。.....现在搞科幻，太长远的东西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要配合四化，2000年搞。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一个好话题。什么是农业现代化，2000年是什么情况，给农民一个崇高的理想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批评被人民日报发表后，影响很大。
叶永烈的高收益被认为是做贡献，只求利润。魏亚华的名作《温柔乡的梦》描写的是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极其温柔，但并不尽如人意。他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和“肮脏的政治小说”。
而这还不足以摧毁中国科幻，真正的寒冷来了。
1983年，中国科普界有些人不习惯科幻，于是借助当时的形势把科幻列为淘汰对象。原关于“可”姓或“文”姓的讨论，升级为“舍”姓或“子”姓，受到了直接而积极的打击。
当时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普派批评科幻作品。1983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说:“有人打着‘科普创作’和‘科幻’的招牌，卖一些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破衣烂衫。由于其影响广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980年，我曾经放下所谓的科幻小说，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荒诞离奇的无稽之谈，是对群众的严重污染。”
也是在这一年，叶永烈决心离开科幻世界，科幻文学大师郑也因脑出血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当时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都战战兢兢，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布禁止出版科幻小说的文章，相关杂志被暂停整顿。中国科幻小说进入10年冰冻期。
直到1996年，钱学森才不再公开批评科幻文学。然而此时的中国科幻已经出了档，连土壤都不存在了。后来成为中国科幻小说领袖的刘，却找不到地方发表自己的作品。
正是在上世纪末，中国科幻圈再次迎来春天。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发行，新生代作家刘终于迎来了中国科幻的春天。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