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 古代历史上典型的党派之争事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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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争这个词，是古代封建王朝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现代在国内虽然已经削弱，然而也常有拉帮结派、结党谋私一说;在国外则依然频频出现，尤其是选举年，各党派为谋取共同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互攻击的不可开交，往往极尽能事，犹如大戏，然很少涉及身家性命。

　　而在我国古代，党争词性从来都是贬义的，过程也是血腥的，党争的结果，轻则贬官流放，重则抄家斩首，党首灵魂人物的兴衰，关系到政治利益群体，一荣皆荣，一枯皆枯。而且关于党争的演变，从最初的比周聚集，进一步到朋党相争，每个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武则天要远比吕后英明，吕后只是干涉朝政，而武则天则独擅权柄，君临天下。虽然也有丰功伟绩，可是对李唐子弟大肆杀戮，造成李唐人才凋零，对李唐的皇权影响起到了削弱的作用。唐玄宗以后，不少皇帝不是病弱多病，就是懦弱无能，这给大臣觊觎权力创造了条件。

　　然而当时皇权稳固，统治权除李氏外无人敢染指，因而众大臣和宦官只能在执政权上一争高下，于是，朋党便开始正式形成。其中以“牛李党争”最为鼎盛，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其中宦官团体势力不时彰显，甚至左右了党争走势。

　　到了宋代，党争愈甚，然而已经不完全是唐代的门阀制度和进士阶层的争斗，由于科举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官员大多为进士出身，因而转变为对朝廷执政方略的政见上来。宋代党争，虽然宋初也有政见之争，可是真正拉帮结派，相互攻讦，肇始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从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开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之间，相互争斗，相互贬斥，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然而遍观新旧党争，其实都是君子之争，针对变法发表自己的政见，本来“兼听则明”，然而以“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急功近利，不考虑变法需要循序渐进，因势利导，以为有皇帝支持，就可以雷厉风行，殊不知遭到外戚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反对，因而欲速则不达，最后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官员大多都有贬谪的经历，新法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新旧党争，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去世后，便发生了性质改变。后来的宰相，往往缺乏容人之量，更无君子之风，挟私报复，因人费事，使得法规朝令夕改，官员晨朝暮贬，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而其中还有个变化，那就是朋党之间也相互分裂，完全脱离了党见，而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打击报复。

　　比如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争，由于苏轼为进士出身，程颐则为布衣出身;苏轼生性豪爽，不拘小节，程颐则僵化守旧，死板教条;然而二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门生故旧极多，因而由于二人的互相不对付，造成了相互门生弟子等相互倾轧，结果都是被贬，苏轼最后贬谪儋州，病死常州，程颐官位被褫夺，病死洛阳。

　　北宋灭亡后，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却延续了北宋党争遗风，争权夺势，打击异己，不过表面上来看，从变法之争，转变到主战派和主和派上来。总体来看，主和派占上风，主战派处于弱势，而党同伐异的结果，使得南宋风雨飘摇，最后亡于蒙古人铁骑之下。

　　明代的党争，也是伴随着朝代的始终，而且是历朝历代最为血腥的党争。从洪武年间淮西浙东两大集团之争;再到英宗代宗两朝更迭中，夺门勋贵对景泰诸臣的反攻倒算;直到嘉靖朝“大礼议”帝党旧臣水火难容终酿左顺门事件，及晚期严党独大遍及天下，以至于徐阶等“王学”诸臣不得不以小人之法“倒严”;至万历后三朝，朝廷内部以宣、昆、齐、楚、浙等区域为小集团的党争轮番上演，至天启朝终于演变成“阉党”和所谓“东林党”士大夫之争。由于党争不断，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反攻倒算，加速了朝廷执政权的撕裂，也使得明朝迅速败亡。

　　明代的党争，往往不是朝廷上官吏的针锋相对，而是朝野之间互造舆论，士林参与朝政议论的风气从此而开。并且明代的党争，和前几朝不同，以前只不过是贬官弃用流放，明朝则不整趴下不罢休，甚至是人格消灭，到了明末，阉党对东林党更是血腥镇压，使得许多东林党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朝党争的结果，使得政如摆设，民不聊生，以至于明末崇祯皇帝临死感叹“诸臣之误朕也”颇有几分道理。

　　清朝建立政权后，对明代灭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警惕，首先是防范汉人结党，大兴文字狱，对于有结党嫌疑或者蛛丝马迹的现象，立刻予以零容忍的高度打压，斩首抄家都是小事，满门抄斩诛灭九族时而有之，以至于官员大臣对自己的言行都非常谨慎。而对于同族权贵，也是丝毫不手软，只要有觊觎皇权的举动，都会被一一剪除。因而，终清代一朝，党争很少发生，然而官员之间的门生故旧的盘根错节，却愈演愈烈，形成一种暗的洪流，逐渐侵袭着统治者的根基。在遇到外因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清朝帝国很快轰然倒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就此终结。

　　终上所述，从先秦的比周、朋党，结党营私，到汉代的外戚宦官争权，再到唐宋时期党派的倾轧排斥、贬官流放，以及明代的针锋相对、血腥屠杀，再到清代的由明变暗，卖官鬻爵，可以说，朋党之争贯穿于人类历史，这也是人类群居性的自然规律，很难避免。

　　只不过，有的朝代有的官员，纯属于政见不合的君子之争，不落井下石;而有的人，则挟私泄愤，打击报复，铲除异己，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而，无惧争论，唯惧结党，更惧小人结党，那才是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