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洪任辉去告御状，为何自己反而进了大牢？
慧眼洞察者乾隆时期，广州是西方与清朝之间的主要贸易场所，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向洋商勒索钱财。东印度公司被压垮了，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詹姆斯·弗林特和喀喇孙奉命带两艘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方派出更多商船前往宁波等地。结果英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数量锐减，广州官员的灰色收入和海关收入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要求乾隆将宁波关税加倍，意图以这种方式迫使外商“自愿”留在广州。
按说，不管外国商人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清朝的总税收都是一样的。但乾隆不这么认为。他不想看到外国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蔓延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是，帝国与广州蛮族之间有一扇窗户，既能展示中国对尊重和熟悉的关怀和礼物，又能方便皇宫购买自鸣钟、八音鼓等西方新玩意。
果然，不久宁波的关税是广州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将詹姆斯·弗林特分配到北方。这个说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必然会成为第一个向中国皇帝报到的外国人。
抵达天津后，詹姆斯·弗林特通过贿赂官员向甘龙递交了诉状。在前一份文件中，詹姆斯·弗林特指控广东海关监管人员和其他官员敲诈勒索，外国公司作为外国商人的代理机构，故意拖欠货款，希望中国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外国商人的正常贸易。
看完状纸，乾隆怒不可遏——乾隆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择的官员是为私利而行动，而是这个非本地彝族人不仅会说标准汉语，还找到中国人帮他写状纸。秘密一定是中外勾结。此外，彝族人民并不感激中国给予他们的贸易机会，而是挑鼻子走眼，挑三拣四。所有这些都没有玷污中国的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非常严重:詹姆斯·弗林特被送往澳门，在狱中度过三年；敢于为詹姆斯·弗林特交出报纸的中国官员被斩首。此外，在甘龙亲自为詹姆斯·弗林特起草的几项指控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未经允许学习中文。
詹姆斯·弗林特的英雄进京状告朝廷，不仅没有解决清政府官员在一次贸易和朝贡贸易体制下利用外商的问题，反而因激怒乾隆而入狱。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颁布法令，正式规定广州是襄阳唯一的商埠。从此，广州成为帝国铁房子上仅存的巴掌大小的窗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此外，作为对詹姆斯·弗林特未经授权的指控和认识中国人的惩罚，朝廷不仅确定了一个贸易的国策，而且对外国商人制定了许多令西方人憎恶的规定。比如广州的外商春节期间必须撤到澳门，要到次年秋天才允许再来；外商的女性随军家属不得进入广州；外商在广州的日常活动仅限于十三个指定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成了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之一。
长期以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中国受到了大国的欺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即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西方也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就是中国对西方的苛求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在中国装在中国的前提下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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