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治下的事务都处理的井井有条，为何却反被怪罪？

在湖南巡抚罗幕府任职期间，左实际上以幕友身份掌管湖南军政近六年，有条不紊地处理湖南的各种事务，把原本清贫衰弱的湖南变成了“东南保障，天下倚重部属”，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左本人也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人们不仅有“国家离不开湖南，湖南也离不开唐宗”的说法，就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在遇到同湖之人或同湖之臣时，也总是问起左唐宗。评价和关注一个屏幕朋友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湖南巡抚衙门大获成功、被称为“好幕”的左师爷，最终不仅被湖广巡抚公文瓦解为“坏幕”，而且在敢于站出来反对左的时候，也看到了自己终于遇到了大麻烦。甚至有人在左门上偷偷写了“秦家劣质帘衔湖南巡抚左府”几个字来发泄不满和怨恨。最不能理解的是咸丰帝。虽然他以前很重视左唐宗，但在看到公文的弹劾书后，他对左唐宗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圣旨不仅有“烂幕控”之语，还命公文及湖北考官钱对左进行调查:“左如有违法情节，当场绳之以法。”

“好幕”怎么突然变成了“坏幕”？等号可以随便画在两者之间吗？

据史料记载，比左大近二十岁的罗，是一个内敛深沉的人。在业余时间，他经常去窗帘朋友工作的办公室。当他遇到左给他的同事们分派差事时，他总是站在旁边听着，很少打扰。有一天，左和其他几个幕友“慷慨谈事，援古求证今，风起云涌”。仿佛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到来，罗对也没有在意。他饶有兴趣地听了很久，离开时一句话也没说。

历史记载，有一次，当辕门总督衙门的罗开枪时，听到了，不知怎的，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旁边的人告诉他:“左老爷送来一份军报！”一般来说，送军事报告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通常由总督亲自主持。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说他连稿子都没看，所以左就把它发了出去。对于这么大的事件，罗也不放在心上，由此可见左的巨大威力。

历史上，一个爱妾的兄弟，在罗为“杂员助理”的称号付出了代价，但他在湖南一直无所事事。妾多次软硬兼施，罗不得不隐晦地问左，谁想给左没面子，断然拒绝，两人分手。

以上记述表明，左虽然以幕府湖南巡抚为幕友，实际上是掌管湖南政治的人，所以从写奏章到批答通信，左一手包办，而罗作为巡抚，却心旷神怡地做了甩手掌柜，只是照例在文书上签了字画。

在左的控制下，湖南整顿国内社会秩序，对外省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真正体现了强省的作风，使左在政治上声名鹊起。但是，左的行为，轻言越权，重言确属忌讳。因为根据清朝的法律规定，幕友没有官职，不能公开露面。他们只能在幕主背后提建议，处理文件。左违反了一切规章制度而不顾这些规章制度。他说了就说了，该干嘛干嘛，颐指气使，完全进入了二把手的角色，肆无忌惮地从幕后走上前台。罗也完全丧失了礼法，把一切军政事务都托付给左，一切由他支配。这种超出常规的严重行为，确实是法纪所不能接受的；官方文件称左唐宗为“坏幕”，并没有冤枉他。

更何况左脾气不好，责任心强。他在人不开心的时候教人，很少给人好脸色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湖南第二任省长。但他就是没想: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中庸和名誉的国家。因为皇帝的任命，真正的总督有一个与他的权威相统一的名声。总督以下的所有文武官员都必须绝对服从他的领导。即使他卑鄙，忘恩负义，即使他胡作非为，人们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是，如果没有总督的名字，他行使总督的权力，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人们会感到厌恶和厌恶。尤其是总督以下的各党派官员，只是总督背后的一个阶位，地位并不比左的记名举人和幕府师爷高多少。如果在平时，举人看到他们，早就鞠躬行礼了。而现在，仅仅是因为骆省长过于倚重这封信，就有一个左翼人士无知到不睁大眼睛看着这些人，把他们都当成木偶和装饰品。又不是老鼠爬上磅秤。他不能说他有多少磅和两磅吗？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左和各路诸侯下的官员难免会有很多的不愉快，甚至会积累很多的恩怨。可以说，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左唐宗已经不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过于招摇、树敌过多的怪物，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左唐宗在湖南巡抚衙门的所作所为，严重超越了幕友的地位，是法律和纪律所不允许的。六年来，为什么没有人公开质疑批评，没有人追究？要等到官方文件解体，所有人才一起推墙？本来到了晚清，由于官员普遍能力不足，忙于各种公务应酬，既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处理好公务，更不屑于具体事务。于是，一代宗师从“以官治国”变成了“代官治国”，从后台跳到前台，从而成为国家日常运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法院对此非常愤怒，但它像猴子一样捡起了一块姜。想吃就不能放弃，只好顺其自然。可以说，师爷角色的过度膨胀和官幕错位，不仅是晚清官场独有的现象，也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朝廷虽然明白其弊端，却无力解决，最后只能在权力冲突中寻求妥协，这无疑是专制政治的表现。

当左入主湖南巡抚衙门时，正是太平军在两湖鼎立、两湖侵蚀的非常时期。因此，无论是湖广总督的公文，还是北京的咸丰帝，都不得不借助罗、左等汉官僚来抵抗太平军。作为坐在武汉的钦差大臣，满清达官贵人的公文需要汉族官僚“左挡右挡”，维护两湖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左的表现就出格了，官耳里谣言多，眼里嫌恶多，心里委屈多，只能暂时忍着。等到官方文件弹劾左唐宗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太平军基本上被赶出了同一个湖，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打对手了。咸丰本人知道左唐宗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对左唐宗本人也有好感，希望能为朝廷所用。然而，当汉人与满族人发生纠纷时，咸丰更容易相信满族达官显贵的公文，并愿意满足他的要求，立即将公文交给左唐宗。这是因为，在湘军的三个核心人物曾国藩、左、胡林翼中，左是唯一一个官位卑微，又因为自己没有武装而最易受伤害的人。他首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受害者是必然的。

因此，左唐宗突然从一个“好幕”变成了一个“坏幕”。除了左自身的表现外，两大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即官场上的权利之争和统治集团中始终存在的满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