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 亲历者：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我当时是公安部的副处级干部。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参加老部长的评审。”84岁的王春瑶回忆说:“但当然我还是觉得有点荣幸。任何被调到工作队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还是工作能力，都要经过不同层次的筛选。”

1971年，人民解放军海南第132师炮兵团打出“彻底肃清彭、罗资产阶级军事残余”的口号。图/fotoe

作者:杨敏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治部通知，要求派一名副主任参加中央项目办的工作。

12月29日，时任总政治部安保部第四副主任、42岁的张应华应总政治部安保部副部长苏浩邀请，进行谈话。在此之前，张应华曾多次参加干部政审，还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种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闸’报到，接受新的任务。”90岁高龄的张应华在国防大学第一届退役军人座谈会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应华又高又瘦，带着浓重的河北口音，他非凡的记忆力是多年安保工作培养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他习惯于每天早上浏览新闻和回复邮件。

回顾这一特殊任务，虽然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他仍然深刻感受到，在阶级斗争是关键环节的时代，党内斗争是复杂而残酷的。

加入特遣部队

12月30日，张应华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作报告。

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郑、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罗瑞卿办公室原秘书和参加。

小华先开口了。他说:“康生同志打了几次电话，催我们在罗瑞卿成立专案组。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专案组成员，就算我们专案组正式成立。”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纸片带不出来；会议和对外传递记录应记录在保密手册中，并有页码和编号，使用后提交；项目之间不应该有勾结等等。

专案组办公室设在国防部大楼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被称为“肖班书记”。

专案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1965年12月上海会议、1966年3月京西宾馆会议、1966年4月公安部曝光全军批判的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访问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紧急召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评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评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导致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结束时，作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称之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对党张开的手”、“埋在我们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鲁、杨被贴上“反党集团”的标签，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这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专案组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将罗瑞卿的问题分为“不突出政治”、“抢课夺权”等几类。之后，以1949年为一条线，回顾的内容分为两部分: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事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公安系统人员不足，从1967年5月起，从公安部抽调了5人，其中包括公安部二局副科长王春耀。

“我当时是公安部的副处级干部。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参加老部长的评审。”84岁的王春瑶在公安部老干部局关源分局活动室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幸。任何被调到工作队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还是工作能力，都要经过不同层次的筛选。”

去四川外调

张应华、王亚芝、王春瑶主要负责回顾1929年以前的罗瑞卿的历史。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质疑罗瑞卿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他在哪里？这段历史应该清楚地回顾一下。”因此，专案组决定派张应华到广州调查。

1967年6月，张应华去了广州。大街上到处都是“打倒广老潭”的大标语。后来才知道，广老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在广州的第二天晚上，张应华遇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时不时说些笑话。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成为军委办公小组组长，成为他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年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在武汉黄埔军校读书，是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战士。1927年7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队的许多人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没有参加。他对此表示怀疑，并写了一份披露材料。此外，他没有任何更多的线索。

专案组从广州回到北京后，把中央组织部罗瑞卿的档案借了出去。张应华等人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比如，关于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个材料上的介绍不一；入党介绍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填报方式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亚芝和王春瑶两次去四川调查几名涉案证人。王春瑶觉得王军事知识渊博，暗暗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做过彭的秘书和的军事秘书。

据调查，在罗瑞卿填写的三位介绍人中，陈刚冰和任已经去世，只留下了先知潘。经过四处寻找，他们终于发现先知潘是四川省合川县政协秘书长。

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看潘的档案。在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他和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很深”。但是，没有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字。

第二天，他们与先知潘交谈。潘达谈及与罗的关系有多亲密，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是公安部部长后曾写信给罗，但没有得到回复。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罗将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的原因。”王春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应华等人还在京、沈、哈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旁证。两组人员仔细核对材料后，基本上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1927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前往湘西常德，成为国民党新教学第五师政治部的“队长宣传员”。不到半年，罗就到了长沙，正好赶上长沙的“马日事变号”，并立即乘船去了南京，并于1928年7、8月到达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到了老乡任，两人相处得很好。任刚刚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联系。罗征求意见后，上书中共中央，说他在武汉黄埔军校入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人是任。

当时大革命失败，很多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的信寄出几天后，有人通知他，他正拿着一份报纸在外滩公园等着有人来接他。

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欧阳钦。在询问相关情况后，他告诉罗，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后来联系了一位姓陈的同志。

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成立了“第二办公室”

1967年夏天，一切都变了。

8月11日，造反派贴出“小华是党和军队里最大的走资派”的海报，小华倒下了。8月17日，“军委办公小组”成立，取代军委办公会议。9月下旬，代理参谋长杨成武担任军委办公室主任，吴担任副组长。

根据杨成武在《我所知的中央规划小组第二办公室》中的回忆，罗瑞卿规划小组的代号是507，成立之初周恩来是负责人。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工程，让没有问题的老同志参加暂定于196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召开会议，作出安排:原以谢富治为首的项目办更名为“中央项目审查组第一办”，简称“第一办”，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划归“第一办”。军统审查的对象定为“二办”，由杨成武负责。有饶漱石案、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10组。第一办公室的后勤保障和办公费用仍由中央办公室负责，第二办公室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0月25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公室组成员开会，“第二办公室”正式启用。会上确认，二炮政委，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总参谋部总作战部副主任程也担任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办公室为了充实力量，先抽调北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干部，再发力北京、广州等军区，要求提交“政治思想素质好、历史清楚、政策明白、纪律严明、工作能力强、不参加群众造反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1967年底，已有100多名干部调到“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动。

“二办”成立后，总参谋部政治部安全处副处长徐新荣担任罗瑞卿集团副组长，从海军、空陆军和各大军区抽调6人。部分原人员被退回原单位。办公室从小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总参招待所。

张应华成为了一名留用员工。“他们不信任我，但他们离不开我。因为我在集团了解案情，熟悉公安业务，属于业务骨干。”张应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后，张应华被任命为副组长。

审问罗瑞卿

移送后，196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应华、王亚芝、王春瑶三人前往罗道庄审问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某连的院子里。彭、彭真、谭政、、万丽等人也与罗瑞卿一起被关押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个战斗室，走廊里有哨兵。房间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一张凳子，窗户上覆盖着纸。

审讯室在一个小平房里，大约12-3平方米，只有一张桌子、凳子和一个热水瓶。

对于这场“对抗”，他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如何提问，何时举证，可能出现的情况如何处理。

身穿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看起来很平静，但他很警觉。

罗瑞卿坐下后，张应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他注意到罗很震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会解释的，我从来没进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上写的是1926年经老师介绍在四川南充中学参加共青团，这不是事实。

张应华有点惊讶，急忙问道:“你入党了吗？”罗瑞卿沉默不语，很大程度上不说话。

“先生们，今天别再问了，我会告诉你们的。”罗瑞卿抬起头来。“之前写的简历中入党的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张应华和王亚芝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了他纸和笔，并要求他写一份简短的材料。最后，他写下了“忏悔”二字。写作时，他似乎有点激动，双手微微颤抖，与他平时平静的态度相反。字数比较大，一共两页，200字左右。

张应华向军委办公室报告了这一“供词”。当罗案长期不能被击败时，这显然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就”。

几天后，11月19日，军委办公室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部队高级干部会议。记得主持会议的吴说:“大树中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发表后，威力如大炮，罗瑞卿的堡垒被炸出了缺口。他承认自己是一名假党员。”

然而，在张应华和王亚芝眼中，1927年蒋介石在沪清党后，全国各地陷入白色恐怖，而罗瑞卿却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党，这确实值得称道，应该算是“急于入党，但手续不全”。

“间谍”的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间谍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当特务的妻子龚平现在在南京。那个月，张应华和其他四个人去了南京，把在一所中学工作的龚平带回了北京，在那里他由北京驻军看守。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张应华等人几乎每天都在审问龚平。

据专案组介绍，延安时期，担任康达大学首席教育官的罗瑞卿与康达大学学生恭平结婚。不久，龚平说他病了，想去Xi接受治疗，但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加入国民党黄埔日报当记者，嫁给了中央日报的记者。然而，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龚平曾经当过间谍。

年底，第二办公室又移交了一份披露材料。上海监狱里的一个老中统特务说，上海刚解放时，他在街上遇到了另一个中统特务杨。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

随后，杨被押解到北京，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表明，杨根本不可能认识罗瑞卿。

11月，罗瑞卿住进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骨颈陈旧性骨折。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和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对审判非常不利。“他吃住舒服，不服认罪。为了突然审问他的间谍问题，我们建议立即离开医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指挥下，罗瑞清被迫离开医院。

“这个报告是由李天焕亲自授意来策划的。我们记录了他当时的话，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了报告。这就是报告出来的全过程。”张应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检查战线工作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间谍问题”经过45次审理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的信心，进行持续的审判，发动强大的攻势，在政治上击败他。”

27日，在主持的审讯中，办案人员与罗瑞卿就1928年1月至6月由罗担任的国民党第五师政治部队长宣传员的性质发生激烈冲突。

调查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该属于反革命历史，但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僵持之下，有调查人员辱骂罗是“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冷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我能怎么办？”如果你逼我写，我就写。如果你写了，你会死的。如果你死了，我会上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

张应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察”的认定标准，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人员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在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上尉。因此，他最终没有得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被踢出工作队

1968年3月，中国政界再次开始骚动，“杨玉福”被推翻。黄永胜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公室主任，吴接任“第二办公室”负责人。

罗瑞清工作队的人员再次进行了大调整。王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空军后勤部政委张小山调任常务副组长。徐新荣和张应华仍然是副组长。办公室从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京西宾馆九楼。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说没有发现龚平是间谍的有力证据，建议将她送回南京，由原单位进一步审查。“其实我就是放了她，她很好。”至于杨，专案组也得出结论，罗瑞卿与他无关。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个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专案组存在严重的右翼思想，有些人精神有问题，需要批评。”原因是许新荣、张应华、王亚芝等几人多次撰文报道，要求将不够逮捕的审查对象降级，改为拘留、监护，或者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向考试对象发送《毛选》和订阅《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日用品。因此，这三个人被批评为“保护敌人”和“扮演敌人无法扮演的角色”。曾经是彭办公室的秘书，因此他更被怀疑是“特务”和专案组中的“钉子”。

11月27日，3人被赶出了工作队。徐新荣回到总参谋部，后来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应华回到“戒严”总局，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芝被押送回总参，然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工作。

对罗瑞卿的审判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因截肢入院。1973年，他被释放。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三篇评论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的调查人员经历了多次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6年至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治保障部组成“七号办”，对曾在中央专案组“第一办”、“第二办”、“第三办”工作的人员进行考核。张应华考试的结果是:没问题，但没结论。

1982年至1984年，任军校行政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关于严格审查参加中央专案组人员的指示，军校党委组成调查组，对罗案组中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得出结论，张应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对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事办案人员进行调查的通知》。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陆军、二炮兵团和各大军区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这项调查既费时又费钱，远远领先于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张应华的结论仍然是“没有问题，没有书面结论”。然而，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的审判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在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了“一、二、三办项目人员轮训班”，共有283人参加。王春瑶成为参加部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之一，少数没有参加轮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