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弱的中国 百年之前的中国有多懦弱？今日根本没法想象
见证古今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一万九的日本关东军和十九万的国民党东北军，仅仅两天就失去了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辽宁一个星期就丢了，东部三省两个多月就倒了。
齐齐哈尔马占山奋起抗日，打响了抗日第一枪。那是1931年11月底，他们都退到了齐齐哈尔。他们到了俄罗斯才正式反抗。
而马占山仍然违抗他的命令，张学良也拒绝让他开枪，但他还是开枪了。
七七事变时，日本在华北的驻军最多是8400人，日本统计是5800人，宋二十九军有10万人，但是一个月就倒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弱国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就像现代历史学家蒋廷黻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所说的那样。
1938年，在抗日最艰难的阶段，蒋廷黻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写下了《中国近代史》，这使他在史学界声名鹊起。
湖南人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我称之为“蒋廷黻的问题”。蒋廷黻说。
中华民族在过去一个世纪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能不能现代化？你能赶上西方人吗？科学和机械可以用吗？能否废除家庭和家乡的观念，组织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如果可以，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我们不能，我们的国家就没有未来。
民族软弱的根源，失败的根源，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是我们无法组织起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像广州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活动非常罕见，大多数人都是在现场观看战争的。英军登陆后，人民主动向他们出售蔬菜、牲畜和食物。普通人以为这是外地人打皇帝。跟我有什么关系？打败了就是割了皇帝的地，赔了皇帝的钱，我又有什么可做的？我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用孙中山的话说，四千万中国人是分散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放火烧了圆明园，一些普通百姓也加入了劫掠圆明园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我前面说过，只有一万多人，但是10天之内就攻占了北京。八国联军是如何占领北京的？
当时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为八国联军的后勤推车；
北京城又高又厚，还有人给八国联军提供情报，告诉他们广渠门下水道没有设防；
八国联军鱼贯进入广渠门下水道，排着伞兵，爬上山坡、斜坡。周围有那么多中国人，却麻木地站在旁边看着；
攻陷皇宫时，有人帮忙填壕，架设梯子和扶梯，坐在城顶上，帮助八国联军观察和传递信息；
八国联军在北京杀人，指定中国人捆绑中国人，中国人砍了他们的头。
真是一团糟。
人多就有实力吗？没有有效组织的人是分散的。
因此，近代伟大的思想家严复在《孟德斯鸠的法律意义》第五卷的注释中说:
“中国自秦朝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无所谓一切家。一姓富贵，一亿为臣妾。它的繁荣也是这个家庭的繁荣；这个家的死，也是这个家的死。”
中国之所以衰弱，根源在于王朝的更迭就是家族的更迭。汉朝以刘为氏，改朝换代为唐朝以李为氏，宋朝以赵为氏，明朝以朱为氏，清朝以哀顺变为氏。“天下之下不是王的土地，领导土地的也不是王的大臣。”
我国封建王朝制度的分散，无法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相抗衡。他们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利益和意志，而我们只是分散的。
这一点也被敌人窥视到了。
半元正世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
1931年8月，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关东军即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东北军有一万多人，近二十万人。
半元正世郎为关东军做了最后的战斗动员，自信地说:“从中国人的心理来看，安居乐业是他们的理想。至于政治军事，只是统治阶级的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人民有关，他们只纳税，维护治安。
因此，中国是一个与现代国家有很大不同的国家。归根结底，它只是给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名。
所以，从普通大众真实的民族发展史来看，民族意识无疑是非常薄弱的。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谁负责维护治安，都不妨碍大局。"
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无所谓，就是交税，交国民党，交满洲国，交日本人，只要他们能活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有名字的部落。
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罪魁祸首，被称为日本最具战略意义的人物石原慎太郎说，我不需要拔刀，我只用竹刀来吓跑张学良。
抗战初期，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部下有中央委员二十余人，将领五十八人，部分国民党军队投降叛变。14年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了日本侵略者的总数，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德国进攻法国，法国虽然有伪军，但数量不多；德国进攻苏联，乌克兰没有那么多伪军；意大利今天进攻埃塞俄比亚，也有伪军，但是没那么多人。
只有中国伪军比侵略军多。
这时候，整个意志的崩溃和动摇就发生了。首先，不是人民，是精英。精英阶层和领导层有问题。
国民政府党、政、军的精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尹如庚、梁宏志、王、齐、庞炳勋，都向日军投降。
庞炳勋刚打赢台儿庄战役，被授勋，却率领全军叛变，成为伪军。
王克敏觉得自己老了，看不起汪精卫。资历是什么？早早投降日本，这叫老资历。
他遇到汪精卫，就教他怎么对付日本人，说你不知道，你得跟我学。汪精卫回答道:
我来自南京中央政府，你来自华北地方政府。可见，所有伪政府都要努力做中央和地方政府。
汪精卫在南京炮制了一个议案，剥夺了王克敏的一切权力。议会通过法案的时候，王克民正在打瞌睡，疑惑地举起手，法案通过了。
王克敏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见了。
于是，他去找南京伪政府宣传部长周佛海，抱怨说我是汉奸没关系。我六七十岁，腿一踢就死了。你想怎么骂我都行，但是汪精卫带了那么多年轻人跟你共事，那些年轻人应该有前途。
就连汉奸自己也知道做汉奸是可耻的。
汪精卫用王代替了王克敏，但王的古诗词基本功都是献给日本天皇的，去见日本天皇时极其恶心，说:“八体一宇，沐浴仁心，旭日东升，徘徊鞠躬。春宫风平浪静，温暖舒心，外臣感激此心。”。
这些汉奸把中国传统文化演得这么难看。那时候可以说是出现了一批精神摧残和人格摧残，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党、政、军的精英。
在那个混乱而耻辱的黑暗时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不禁仰天叹息说:“我们的英雄在哪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英雄，他们所想的只是“人怎么能不在屋檐下低头？”“人不吃亏，活麻雀胜过死鹰。”只要他们活着，就可以退一步。空，这些怪诞的理论在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长期横行。文化的阴暗面束缚和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意志。
中国100年前的脆弱，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但我们还是从近代的苦难中走出来，赶走了侵略者。70年的建设，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是什么让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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