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是什么让让大唐浴火重生国祚延续百年！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是什么让唐朝脱胎换骨，延续了百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分享给大家。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距唐朝建立已有137年。在此之前，唐朝经历了一个百余年的盛世发展期，贞观之治、永辉之治、开元之盛，国家逐渐达到鼎盛。

然而盛唐突然“折翼”，迅速衰落。然而唐朝的王国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唐德宗、唐宪宗等几个皇帝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在财税方面的积极行动，唐朝成功地“起死回生”了100多年。

唐朝只有289年，除了安史之乱爆发前的137年，还有152年。余生，甚至比它的上升期还要长！

那么，堪称财税利器的“两税法”是如何让大唐脱胎换骨，甚至走向中兴的呢？

第一，土地均等化制度的衰落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由于隋唐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民生衰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而大唐这个新获得的世界，手中却有着大量的无主废土。

为了解决土地供需矛盾，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决定实行均田制，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当时均田制的标准是:每丁男年满18周岁授予土地100亩，其中永业土地20亩和库本登土地80亩，死后归还土地。

这样，农民就可以以务农为生，而不是因为饥荒而逃离或崛起。同时，他们还可以为国家贡献赋税和徭役。

当时，均田制是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利国利民的好策略。

但是随着日子的积累，均田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就是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却越来越稀缺，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让新增的农民耕种。

除了人多地少的自然矛盾外，土地均等化制度无法实施还有几个原因:

1.地主官僚寺院占有的土地不参与朝廷的开垦和土地平整，只对普通农民的土地进行开垦和再分割。

2.朝廷的屯田、牧场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皇帝往往将各级政府掌握的官地、荒地奖励给功臣，导致用于平整土地的土地越来越有限。

3.富商、大甲、有权有势的地主、寺院、僧人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任意兼并土地，将大量土地以各种名义变为私有土地，使得可供朝廷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如果农民得不到足够的田地耕种，仍然要承担规定的赋税和徭役，最终会破产逃亡。从长远来看，土地均等化制度将失去其功能。

二是放弃“租玩制”

刚才我们介绍了唐代土地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均田制。接下来，我们还想说一下土地均分制衍生出来的征税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租对租制”。

在“租平庸制”下，分配给每个丁南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所以政府根据批地记录向农民征收“租平庸制”。而且不管他们是富是穷，都会付出固定的金额。

那么，支付标准是什么呢？据《旧唐书》卷四十八《食志》记载:

“征税劳役的方法是每年租两石小米，而曲调是用当地产的，丝带各两丈，布加五分之一。掉丝带的也转棉花三两，掉布的也麻三斤。如果丁服役20年，不服役就收他平庸，一天三尺。如果他有事，第十天免调五天，第三十天免租免调。正式服役只有50天。”

翻译如下:每丁每年流失2石小米给国家，这就是“租”；选调2丈绢3两棉为“调”；服满20天后，称为“现役”。不服的，每天收3尺丝，称为“勇”。

可见，“租平庸制”完全是按人头收税徭役，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农民实际获得了多少土地，以及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

唐初，农民还有田可耕，“租平制”仍能顺利推行。但是随着朝廷手中土地的减少，在实际的批地过程中，批地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农民获得的土地远小于100亩，可能会越来越贫瘠。但是朝廷仍然按照100亩批地的标准收税徭役，大量农民会因为负担不起而被迫流亡，或者到地主家门口，成为失去自由的佃户。

据历史统计，武则天在位后期，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户口逃亡。安史之乱后，唐代户口达190多万，比唐玄宗天宝时期少了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减少简直令人震惊。除了战争的原因，僵化的“租对租制”和重税也是重要因素。

长期来看，法院能直接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税收资源逐渐枯竭。“租平庸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安史之乱的影响

战时

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三个地方是唐代重要的产粮区，其粮食储备量约占全国储备量的一半。同时也是唐代人口密集的地方。天宝元年，河北河南的户数占当时全国户数的39%。

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和河南省一部分地区在短时间内被叛军攻占。安史之乱前后八年，这些地区长期卷入战争。

在财力严重枯竭的情况下，唐朝廷仍然要支付庞大的军费、战争费和官僚体系的行政费，导致朝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战后，

唐朝中前期，财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享有的财权非常有限。然而，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急于平息叛乱，所以他任命了一些我们的大使负责摧毁叛军。

当时一大片富饶的地区被叛军占领，造成了唐朝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阻碍了军费的分配。于是，曾经下过一道圣旨:“要供给兵、马、粮等”，相当于授予各镇在各自辖区内自主征兵、征税的权力。

经过八年的战争，朝廷元气大伤。然而，在许多地方，我们的节日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发展和扩大。据《旧唐书·田》传，这些节日使“户本不归天府，税赋不归朝廷”。

缓冲城镇相互勾结，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不受中央政府控制。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被淘汰，但效仿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

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壮大，“租平庸制”崩溃，更多的赋税不再上缴中央，进一步削弱了唐朝廷的财权。藩镇割据并未完全消灭，一直是中晚唐朝廷的大心腹大患。

四.“两部税法”的内容

安史之乱平息16年后，唐德宗继位。次年，在杨彦总理的建议下，实施了“两税法”。

与“均田制”、“租到租制”相比，“两税法”有什么好处？

1.测制:“百战之费收于何处，先测其数，授于人，量之以制之。”

我们经常听到“量入为出”这个词，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但“两税法”的一个特点是，每年测算政府支出的数额，然后将这个数额分配给下面的县征收。

至于税收总额的确定，宰相杨炎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按照朝廷每年的预算额来确定，而是选择了大理十四年的支出作为基数，确定这个数额作为朝廷以后的征收额。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朝廷设置一个最高的纳税限额，以防止朝廷勒索钱财，挥霍钱财，不遗余力地为人民服务。

2.征税对象:“户无主客，见房薄。”“没有贫富之分”。

与收人的“租平庸制”不同，“两税法”是按照土地和资产来收税的。根据财产的多少，富人多交，穷人少交，特困户批准后可以不交。

以户为征收单位，主户和客户之间不再有区别。所有居民按现居住地纳入当地户籍，在户籍所在地纳税。

对于没有固定居住地的流动商贩，按照其在本县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纳税。这样可以保证应收账款全部收齐，尽可能不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

另外，皇族、官僚、豪门、寺院等。在“租平庸制”中享有免税特权的人，现在被免除特权，成为征税对象，法院的税源进一步扩大。

3.征收方式:“数钱收物”，“为民纳税，秋夏季征收”；“夏税无六月，秋税无十一月。”“房租平庸，金额不浪费，申报一样老套”

在“租平庸制”下，人们以小米、丝绸等实物直接纳税，而“两税法”则有所改变，以货币为预算，货币计算后换算成实物。

在纳税时间上，每年缴纳两次，夏季不超过6月，秋季不超过11月，改变了过去税收征管时间长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

此外，“两税法”以地方税、户口税为基础，吸收其他一切杂税，以两税的形式征收，并明确规定房租、平庸、杂工均省略，不再单独征收。因此，税目更少，纳税时间更集中，纳税手续更简单。

总的来说，“两税法”中的“二”字有一年两税的意思，也有两税的意思:户口税和地方税。

五、“两税法”的作用

1.缓解金融危机

“两税法”扩大了税收征收的覆盖面，将贵族和官僚纳入征收范围，以“富人和穷人为穷人”，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同时，“两税法”明确规定税收和主体不能随意增加，使得官僚豪强无法借机随意增加农民税收，缓解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得大量逃亡农民返乡重建家园。因此，安史之乱后，唐朝重新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2.加强权力集中

“两税法”的实施，其实是中央与缓冲城镇“角力”的过程。朝廷将地方贵族豪强纳入征税范围，实际上剥夺了地方势力的经济特权，削弱了藩镇的财权。

政府在制定分税制时，将地方财权进一步划分为供给、派遣和留州三个部分。对于一部分，即地方税直接交给朝廷，相当于收回安史之乱时皇帝授予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财权。

3.缓解社会矛盾

“两税法”的征收不再以丁南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和土地为依据。“资产少的人税收会少，资产多的人税收会多”。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制度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而且很现代！

贵族、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更多，但他们曾经是不纳税的特权阶级。现在，他们承担更重的税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税收主要集中在农民身上的局面。而且“两税法”杜绝了两税之外的苛捐杂税，也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结论:在实施“两税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诸多不足，甚至实施完全错误，但由于其实施，唐朝经济得以复兴，财政充裕，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缓冲城镇的势力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唐宪宗当政时，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

安史之乱中“折翼”的唐朝，可以延续一百多年。“两税法”伟大制度的发明是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