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性质 百年“五四”：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对话

作者:张宝明/张光芒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1期，第69 ~ 77页

张:我们的思想界有时似乎很薄弱，这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上。解释越多，论证越生动，对象越模糊。很难找到合适的实力概念来评价，也很难形成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来评价。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表征。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论”来概括它。但由于译员的立场过于主观，现实目的过于明显，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在80年代的“思想热”期间，人们再次对“回归”和研究五四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似乎仍然没有脱离为现在服务的心态。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历史”。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虽然在政治/社会学层面，或者在生命哲学和现代性的视角上有所突破，但并没有在深层逻辑层面进入历史，仍然未能准确揭示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到了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淡入”，对五四的研究应该已经在理论上深化了。不幸的是，此时人们似乎对五四运动失去了兴趣，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早地成为了一个过时的话题。

张宝明:但是，应该说五四运动还是一个优秀的学校。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五四是一个不断被叙述、重复、刷新、发挥甚至演绎的话题。今天我们对五四运动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反而感觉越来越模糊，这与它“炫耀性学习”的成因密切相关。我常常觉得，在任何时代，当一个主题成为当权者非常关注的话题或话题时，学者们在“参与”时都必须非常谨慎。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五四运动为例，无论是哪个党、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个学校，在五四运动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新思路”，而且是有逻辑的、有历史的、有理论的。难怪有学者慨叹“五四研究”说它成了“空首止”，成了“拉进门”的隧道，成了可有可无的“爱国符号”。有时候，我会担心自己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多必要？

五四运动差点被说烂了。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为线索，就连“当事人”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公婆的意见。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不同的“口径”。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胡适认为这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并说五四运动后期是对这一次“文艺复兴”的一次不幸的“政治干涉”。陈独秀和李大钊坚持五四运动的法国阴谋，搭上了“民主”和“科学”的顺风车，用尽全力高呼:“体育！运动！”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强烈谴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幼稚”、“危险”，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阶段”和“姿态”。借助以上分析，我认为有必要通过今天对五四“本质”的重新梳理来研究20世纪的启蒙思想。否则我们的学术研究无异于“空炮”。

张。于是，上个世纪提到五四运动，总是关注它的政治和社会学属性，比如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它与救国的关系如何等等。但不是它的思想史属性，更不是它的哲学和逻辑框架的特征。今天，我们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本质，至少可以避免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中西比较视野无疑是对当前全球文化语境挑战的回应。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很难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因为它的情感主义泛滥，更像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分不在哲学和宗教领域，而在文学领域，甚至五四文学革命都是新文化运动。这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本质不是以全面发展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如果理性觉醒的真实程度会深刻影响情感解放的过程。当我们分析五四文学理性的觉醒时，我们会发现，推动情感解放的前提是非常不足的:一方面，在很短的时间内，现代理性精神无法一下子完成五四作家从生根、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另一方面，此时的传统理性已经被他们连根拔起，旧的走向新的。其实五四作家真的处于一种“真理空”的理性状态。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需要，他们急切地吸收了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主义的理性成果。由于不可避免的“食而不变”，他们只“带”到了西方理性复杂结构的表层部分，从认知理性到价值理性，从逻辑理性到实践理性，即价值理性，忽视甚至忽略了认知理性、逻辑理性或纯粹理性，这是西方理性探索的根源。这种不成熟的理性精神可以引发情感的爆发，但没有足够的文化力量来引导情感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进一步的实践中，五四文学并没有像先行者们想象的那样，通过情感的解放和爆发来促进理性的解放，确认了新时代的理性精神，而是逐渐远离了理性之母，变得情绪化。或者带着饱含同情的泪水，讲述封建传统和社会现实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破坏和伤害；或者以极大的兴奋赞美社会上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现象。后者往往因为慷慨激昂的情感倾向而夸大人格解放的程度，成为罗素批判的“理性浪漫主义”的高舞。和郭沫若的《女神》一样，可能算是个性解放的早期消费，是“和谐、持久、唱响”的新中国；前者因为“血泪”太多，不可避免地跌入悲观主义的深渊，像郁达夫一样“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