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扫盲运动——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新中国扫盲运动——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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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前的今天，1952年5月24日，中国发起了一场全民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

“黑格在隆冬，出了星星。写在黑板上，让它发光。什么字，让光照耀？“学习”这个词我很清楚……”20世纪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风靡全国。当时无数人唱着这首歌走进扫盲班的教室——

识字迫在眉睫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举办了“三八妇女节庆祝会”，几个东延村的妇女一起到县城开会。几个女人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就东张西望，什么都新鲜。突然，他们看到一个男人带着一束花从南方过来，问:“你在哪里买的花？”那人抡起胳膊，顺手一指:“那里。”

几个女人也没看清楚，朝着男人手指的方向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看到了一个被芦苇席围着的地方，很多人进进出出，以为这一定是他们卖麻花的地方，他们很疑惑地走进去。没想到，里面蹲着一个人。那人大叫:“你干什么？”女人也惊呆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男厕”这几个字写在门外，彼此并不认识。

扫盲海报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我看不懂，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了释放敌特。

1949年初秋，给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村长发了一封紧急密函。村长不识字，每天晚上都来敲门找人读，可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读信了。最后村长找到了一个叫“书生”的村民，他看完信就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查凶案的密函”，其中村长监控的嫌疑人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连十里八村都找不到一个识字写字的人；第二，中国人在政治上翻身了，但如果是文盲、瞎子、文化上不能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正因为如此，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消除80%人口的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扫盲文凭

快速识字法:消除文盲的好方法

1951年11月，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军官齐建华的故事，他利用注音发明了快速识字法，帮助士兵在短时间内摆脱失明。

两年前，齐建华开始琢磨快速识字法。当时，刚刚从中原政法大学毕业的齐建华被分配到叶儿某部队担任文化教师。当时军队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对于很多军人来说，学习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单词，经常忘记自己对学习缺乏信心。齐建华想起了刚学文化时的经历。那时候他先学音标，通过语音识字，一天能学会几百个新单词。帮士兵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去教刚入伍的士兵王相德，看看效果如何。

王向德很想学文化，但是一天学三个新单词却要忘记两个，这让他很苦恼。听说齐建华用快速识字法11天学会了8000字的字典，很神奇。于是他决定试试齐建华的魔术方法。齐建华花了一天的时间教王向德学音标，然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里挑出50个生词。十天王向德学了500字。

齐建华快速识字法

看到这个方法有效，齐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课的教学中，教士兵先学音标，再学新单词。起初，一些士兵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音标像外语一样转来转去，学了也没用。”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外语”可以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了。运用这种方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扫除文盲。

1952年4月23日，国务院文教委员会授予齐建华记功证书。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及速成识字法”。加速识字法将识字运动推向高潮。今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委员会。任命齐建华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为名副其实的扫盲专家。刘少奇称他为“中国仅次于仓颉的第二大学者”。

扫盲运动

高家柳沟经验:识字的好经验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只有300多间农舍的小山村。解放初期，村里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发现他们中有七个人是簿记员。但是他们读的东西不多，很多成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出来。他们不得不画圆形和条形来代替。时间久了，圆圈和杠飞了一天，成了一个愚蠢的账户。

因此，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会员制文化学习，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共青团支部决定先学会写团员的名字，再学农活和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所以高家柳沟的班是从社员的名字开始，后来逐渐学会了土地、农活、各种农具的名字。早春，社员忙着春耕送粪，学会了“春耕”“送粪”两个字；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学“红蜘蛛”；该深挖了。他们又学会了“深挖”这个词。为了防止倒退，学生们每天晚上都集中精力学习，白天工作的时候，扫盲班也到了田里。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与研究的115名年轻人中，19人可以记账，92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工作账户，只有4人不能记账。

扫盲运动

毛泽东看了高家柳沟记录班的事迹后，把这个张文的名字改成了《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的经历》，收录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写了八百多字:

“这个经验应该推广。.....第一步是学习人名、地名、工具、农活和一些必要的词汇，大概两三百字。第二步是进一步学习单词和词汇。要编两种教材。第一本教科书应该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和帮助当地知识分子满足自己合作社需要的同志编写。第二本教科书...是根据小范围的地方事物和词汇，加上一些省级和国家级的事物和语言编制的，只需要几百个单词。第三步是编写省级教育机构常用的第三套教材。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做的很有创意…记班名字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应该是普遍模仿的。”

扫盲教材

扫盲教材多种多样

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迅速传遍全国。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庄都因地制宜地编写了识字教材。

这些教科书五花八门，有的是给工人看的，有的是给农民看的，有的是给城市家庭主妇看的。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教材中的课文内容也不同。

1951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一书。第一课是“工人”和“做工”这两个词，这是工人的特点。随着课程的深入，这套教材的第三卷出现了“水汽”、“雾的成因”、“空气与风”等内容，介绍了自然常识。

扫盲教材

《公民素养教科书》是北京市民主妇联于1956年编写的一部为城市家庭主妇量身定制的教科书。课文内容包括认数字、日历、时钟、买菜、算账、坐车，甚至如何看孩子成绩。每节课的内容都深入生活，非常实用。为了方便女性学习，课本上配有图文并茂的插图。教钟表的时候，会画一个表盘。教粮票、油票、布票的时候，这些票的图案一目了然。

扫盲教材虽然各地不尽相同，但基本结构是相似的，由课文、生词和课后练习组成。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盲工作委员会编写了《东北农民快速识字课本》。正文采用了和三字经一样的韵脚:“月色四射，天很亮，地很亮，毛主席，共产党，领袖很厉害……”读起来朗朗上口，学生不仅通过课文学习了新单词，而且完成了新社会对公民的政治教育。

1951年，在河北省定县雨城村进行了冬季研究

识字也是“大跃进”

1958年春，中国掀起了超越英国赶超美国的“大跃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文化教育跃进。随着洪水席卷全国，扫盲运动开始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

2月，全国先进扫盲单位协会召开，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来一场文化“原子弹爆炸”，发出倡议，在五年内基本扫除我国青壮年文盲。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起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等社论。

一场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就形成了，许多扫盲口号也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就无法实现”，“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就无法实现”，“技术是宝藏，没有文化就无法学习”...

扫盲文凭

扫盲“卫星”正在竞相崛起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自己为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卫星火箭赶超宁安县”的口号。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个文盲省份。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省份的扫盲“大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不断增多。

据报道，1958年1月至9月，共有1亿中青年文盲被消除。一夜之间，中国“摘下”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彻底陷入了自恋的狂热幻想。

1958年11月，毛泽东批评了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的夸大现象。他说:“世界上有些人不那么诚实...比如识字，说半年或者一年就一扫而空，我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就好。”

扫盲文凭

1960年，扫盲开始注重巩固成绩。196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

2001年3月2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文盲人口为8507万人。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和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文盲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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