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为何会背负上亡国的骂名？

你知道王安石为什么背负骂名吗？我不知道。没关系。边肖会告诉你的。

《易经》里说“一比一叫变。”门的开合是变化，月亮的阴晴圆缺是变化，大海的潮汐也是变化。理论上讲，灵活变通会扭转局面，但一旦涉及到政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或改革，从战国吴起改革到清末戊戌变法，鲜有成功，但没有一项改革带有“亡国”王力可安史之乱的骂名。

“安史之乱于天下”，是真的吗？

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最后宋神宗死于元丰八年，又称“熙宁变法”。改革以发展生产、富民强兵、挽救宋代政治危机为目标，以“理财”和“整军”为重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运动。

据史书记载，变法那年，词圣和任绪安两位后妃放声大哭，向宋神宗哭诉:“安史之乱”。所以，应该算是宋朝最有魄力的皇帝宋神宗开始犹豫了。所以，王安石变法在上帝统治时期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赞誉。

王安石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受到最高的赞扬。当时各地接连发生起义，包括最著名的梁山好汉起义。此时，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被他的接班人、对手、旧友司马光彻底推翻，但宋徽宗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变化。

可惜好景不长。宋徽宗之子宋钦宗继位，上台后不久又推翻了王安石。然后，次年，北宋灭亡。“安史之乱于天下”似乎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那么，王安石做了什么？

从今天来看，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是值得肯定的，比如青苗法。他用目前主流的金融手段——借贷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后人对幼秧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南宋时甚至有不少人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当时北宋的官方利率是每半年20%~30%，一年的利率是40%~60%。乍一看，利率确实很高。但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是100%~300%，是官方借贷的几倍。

这样的话，青苗法应该是支持的，但为什么是这样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会强迫农民借钱，而我们古代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农民不愿意冒险花明天的钱去做今天的事情。此外，官方借款利息的增加并没有帮助农民获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本金。

表面上看，“三冗”造成了北宋的衰落，但实际上农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结果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他的初衷是通过官方借贷抵制民间借贷，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只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所以在政府借贷出现之前，民间借贷是如此“繁荣”。

但王安石通过官贷限制民间借贷，触及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青苗法被地主阶级阻挠，地主阶级反过来压迫农民，全国人民哀悼。王安石不得不背负被千夫所指的骂名。

我们前面分析过，王安石是想削减地主的利益，“还富于民，还国”。但他忘了，当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障碍。如果他想改变农民的现状，就必须跨过皇帝的“山”，但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腐朽的根挖不出来，做什么都是徒劳。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就在这里。宋神宗可能已经发现了它，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他是腐坏的“环节”之一，他改变不了现状，更谈不上推翻自己。

现在说起北宋，往往用“三冗”来形容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这种说法很可怜！“三冗余”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冗兵”、“冗官”、“冗费”增加了国库的支出，但如果国库充足，北宋是可以负担的。此外，“三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吃饭和就业问题。

只有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归结到“田地”上。解决农民问题，要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所以王安石变法陷入了无限循环。地主阶级不愿意割自己的利益，农民没钱种地。政改如何才能成功？国家如何繁荣稳定？

此外，王安石变法还涉及严重的政党竞争问题。

政党斗争动摇了国家的基础

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参加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不参加变法的官员称为“老党”，客观上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平衡。在此之前，党派之间也有斗争，但都围绕着一个共识: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不可能报复和容忍反对的声音，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打破了这个规则。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把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部赶出首都。这不是王安石的道德问题，而是国家正义的考量。他首先忠于国家，其次忠于政权。但是，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像他一样“先天下之忧”。新党为了保证改革能实施，处处针对老党，但老党往往是出于报复，回到高位后又把新党全部赶出北京。两派斗争不倦，由此挑动了北宋。

此后政权中的党争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新旧党有显著差异，新党注重效率；老党看重道德，爱说空话和谎话；新党听皇帝的话，老党爱批判皇帝，有“依仗旧卖旧”的倾向。

这其实就是新旧党背景造成的差别。新党只靠王安石逐步走上政治舞台，是政治新秀；但老党存在了几千年，权力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它土地面积大，属于既得利益者。

那么为什么新旧党会有那么多不同呢？当然，因为新党的政改政策触及了老党的利益，所以强烈反对。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新党作为后起之秀，并不强大，也不容易掌控。所以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场景:宋徽宗年间，他重用新党，肯定王安石对变法的贡献，但是没有用。

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从治国之道还是思想建设的角度，都不利于北宋的发展。前者动摇不了根，永远没用；后者为激烈的党争开了先例，使作为主要行政力量的公务员逐渐腐朽，最终腐烂到骨子里。

但是，王安石是“乐”的。

庄子曾说，终极的幸福在于列子的物我合一。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因为无论他得罪了多少人，比如苏轼因为断送了仕途而多次被贬；司马光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知己成为头号对手。后来，王安石甚至背负着“亡国”、“天下大乱”的骂名，但无论改革阻力有多大，批评家的声音有多尖锐，王安石仍然可以不忘自己的主动心态，在时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

王安石是一个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一个先天下之忧的人。他从来不把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改革的依据，这与后来的改革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从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来看，他比绝大多数没有报过命的有远大理想的人幸运。王安石有了机会，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他的改革是成功的，这大概就是“生命力”吧。但作为政治家，王安石的变法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他性格上的执拗，他那种不能真正动摇社会本质的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变法”之路，漫长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