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不称日本为“病夫”？在赔偿仪式上，30名武士现场表演。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东亚病夫”是我们不想听到的词。长期以来，这个词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有趣的是，西方人似乎还活在近代史带给他们的优越感中，对中国人的偏见还没有消除。最近，很多关于“辱华”的新闻沸沸扬扬，漫威电影《商祺》的选角也成了热门话题。

如果我们把历史比作一场漫长的比赛，中国几乎一路领先，但在终点线附近落后。也就是说，利用这种功夫，不仅西方国家瞬间就走在了前面，就连一直倒数的日本也拼命冲到了前面。这段历史让人看起来忧心忡忡，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几乎整个东亚都处于历史低点。为什么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会被称为“东亚病夫”？

人们所说的“东亚”通常指的是五个国家: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和韩国。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没有韩国，剩下的四个国家中，蒙古在俄罗斯的阴影下，基本没有戏剧。朝鲜就更弱了。清朝还在的时候，朝鲜还可以向宗主国求助；清朝灭亡后，一旦外敌入侵，基本上要等亡国。日本其余地区可以算是现代东亚最好的混血儿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对日本人的偏见很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将军路易·蒙巴顿把日本人比作“一群穿着布袋般马裤的猩猩”，说他们“令人不寒而栗”。美军甚至嘲笑日军身材矮小、长相猥琐，甚至还专门出版小册子羞辱日本人。

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中国并不强大，但其他国家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东亚病夫”，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要给中国戴上这顶帽子呢？我们不妨从头开始。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10月17日出版的英文报纸《紫林溪报》上，英国人用“东亚病夫”来形容中国人。一方面，英国人对“永不日落的帝国”踩着这个前世界超级大国，从中抽筋剥皮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最底层的人很穷，稍富的人，十有八九沉溺于吸毒。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疲态。去过中国的西方人对当时的清朝的描述是这样的:街上满是瘦弱饥饿的人，表情呆滞，眼神猥琐空洞，像行尸走肉，灵魂被带走；整个国家都死了，看不到希望。

社会的中下层都是这样的。当权者在做什么？许多官员一看到外国人就脸色苍白，双腿瘫软。那位学者的脊梁完全没有了，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被动的诺诺；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进步派”正在疯狂鼓吹一套令人寒心的理论。最初，从19世纪开始，西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顾名思义，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把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观点放在人类社会中，提出“弱者应该被强者淘汰”，后者甚至可以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点类似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但这种恶名昭彰的学说传到中国后，很多激进的年轻人都以此为标准，就连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多少有些沾染。这些人坚信，中国要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强大，就必须用强硬而极短的方式摆脱那些没有存在价值的人，去“自我净化”整个民族。看到这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一个大中国，长期以来，底层人民不得不勒紧裤带为朝廷偿还战争债务；一点钱一点地位的人被鸦片折腾死，社会上层的大人物忙着拍侵略者马屁，但是权力斗争的内耗根本没有停止；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居然叫嚣着要内部清理，一时的混乱局面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为了比较，我们来看看日本同期在做什么。

1875年，清朝派出第一批驻外使臣赴西方交流学习。这些人好像大部分都是奉命去外国吐槽的，没有清朝那么顺眼。他们的傲慢和无知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清朝翻身的大好机会。相比之下，派往西方的日本特使非常开明，他们希望把他们看到的一切都记在心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欧洲短短几年后就成为西方专家，回国后成为日本的支柱。当时，日本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信仰甚至已经具备。举个例子:面值最大的一万日元钞票的人叫福泽谕吉，人称“日本的伏尔泰”，他的主张相当偏激，就是抛弃日本以前继承的一切，直接全盘西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效仿西方，把整个岛国搬到欧洲去。

作为一位对近代日本有很大影响的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一套令人惊叹的论点。他曾在《论英国退出欧盟》一书中贬低中国，说他还握着中国的套，日本以后什么都做不了；日本要崛起，就必须“离开亚洲，进入欧洲”，让年轻人在心理上把自己当成西方人，与西方同进退。虽然福泽谕吉的言论有点偏激，但效果相当显著:截至日俄战争爆发，俄罗斯帝国到处都是文盲，日本已经在全国普及初等教育；1937年，日本将教育扩大到初中，但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却没有这样做。

除了国家的转型，日本人对外界的态度也让西方人不敢将其与“病夫”联系起来。

明治维新之初，一个诸侯坐在轿子里，看到路边有三个法国人好奇地盯着他看，让诸侯非常生气。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这样的行为是很难容忍的。结果三个法国人被领主侍从当场斩首，消息传到法国，法国立即决定出兵教训这个东亚小国。这次日本人慌了，赶紧要求和解；法国提出了两个条件，除了一定数额的赔偿外，法国还需要查出30多名“杀人犯”，全部处决。其实这次事件涉及的人没那么多，但是为了平息事件，领主只能招30个勇士来背黑锅。结果，多达2000名日本人志愿参加。

赔偿当天，法国代表和日本代表签订和平条约后，前者离开前，30名衣着整齐的日本人二话没说就来找他们，拿着刀剖腹。根据描述，两名法国代表当场被吓到，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日俄战争后，乃木希典以一波“肉弹冲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以小规模击败了俄罗斯，这也让西方列强对这个东亚小国刮目相看。综上所述，近代日本进步严重，对外做得够狠，甚至愿意赌民族运动。日本人的凶残和坚韧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中国人的软弱更加突出。

其实在西方语境中，所谓“病夫”不一定指身体不好的人，往往指的是“弱国”。现代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批评为“病夫”的国家。曾经繁荣一时、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也走到了同一个尽头。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波拿巴就说过:“土耳其是欧洲的病夫”，被分裂是其最终命运。后来欧洲列强出了事就从这个老帝国刮了一块肉，嘲笑它老了；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后，西方人还不忘时不时地拿它寻开心，制造出许多丑陋搞笑的形象来羞辱它。

中日之间的对比不需要重复。剩下的蒙古和朝鲜，一个在传统的俄罗斯势力范围内，一直愿意做其他国家的附庸。估计西方列强没兴趣羞辱他们。即便如此，在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朝鲜运动员孙为朝鲜作为日本殖民地赢得一枚金牌；中国派出了一个69人的“庞大”代表团，报名参加了六项重大活动。结果，除了一名撑杆跳选手外，其他选手都进入了半决赛。那段时间，中国无论是国力还是身体素质，大概都不强。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还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距离终点还有很多距离，但整个国家已经焕然一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才几十年。